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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献涛:方法专利侵权案件中的释法与证成

发布日期:2020-05-25
宋献涛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

律师、专利代理师



摘要:方法专利侵权判定一直比较疑难复杂,在此类案件的司法实践过程中,中国法院以价值评价为指引,裁判说理越来越充分,法言法语越来越精准。本文以德沃金的释法与证成(fit and justification)思路为视角,结合中国相关判决书的内容表述变化,对法律解释、全面覆盖、举证责任分配等问题进行剖析。

关键词:方法专利、专利产品、侵权产品、使用、制造


引  言


近日,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对朗科公司诉美光公司闪存盘侵权案作出判决,依据优势证据原则合理认定被控侵权产品系由美光公司在中国境内制造,继而认定被控侵权产品的技术方案满足全面覆盖,据此判定:被控侵权产品的制造过程实施了涉案专利保护的方法或者方法的实质内容,同时,美光公司销售、许诺销售固化了涉案专利方法的被控侵权产品的行为,亦侵犯了朗科公司对涉案专利享有的合法权利。[1]


本案判词借鉴了最高人民法院在敦骏公司诉腾达公司路由器侵权案(2019年12月判决)中的表述。换言之,法院认为被告制造侵权产品的行为是使用专利方法并由此获得侵权产品的行为,但隐含认为侵权产品不是专利产品,因此被告制造侵权产品的行为不是制造专利产品的行为。


这一结论来之不易,是中国法院在追求裁判说理充分化、法言法语精准化的实践过程中形成的智慧结晶。本文以我国方法专利侵权案例判决书的内容表述变化为例,浅析德沃金的释法与证成(fit and justification)方法对疑难案件裁判的影响。


制造侵权or使用侵权?

专利产品or侵权产品?


我国专利法第11条对专利产品和专利方法的排他权作出了并列式的列举:……不得实施其专利,即不得为生产经营目的制造、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其专利产品,或者使用其专利方法以及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依照该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


“或者”二字犹如楚河汉界,貌似将侵权形态二分天下:产品侵权以产品专利为基础,方法侵权以方法专利为基础。然而,产品的制造、运行或使用过程完全有可能侵犯方法专利。


方法专利剑指产品侵权,由来已久,法院的明确立场较早见于2011年10月广东高院判决的格力公司诉美的公司专利侵权案[2]。涉案专利权利要求涉及一种控制空调器按照自定义曲线运行的方法。美的公司辩称,用户是被诉侵权产品“舒睡模式3”的使用者,其实施的是制造行为,而非使用行为,因而未实施侵权行为。广东高院对此进行深度思考和充分论证后指出:


制造具有“舒睡模式3”功能的空调器的行为包含了使用被诉侵权方法的行为。“舒睡模式3”是一种控制空调器按照自定义曲线运行的方法,美的公司制造的空调器要实现这一功能,就要通过相应的设置、调配步骤,使空调器具备实现按照自定义曲线运行的条件,从而无可避免地使用到控制空调器按照自定义曲线运行的方法,因此美的公司是使用者。原审判令美的公司停止使用格力公司的方法专利,包含了对制造具备“舒睡模式3”功能的空调器的行为的禁止。美的公司认为自己不是“舒睡模式3”的使用者的主张和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本案承办法官郑颖2017年2月撰文讲述了裁判者的心声:


鉴于本案权利基础为方法专利,则对应的被诉侵权行为应当是使用,而非制造。美的公司以制造空调器为由否认自己是使用者,偷换了行为性质的概念美的公司不仅制造了空调器,而且使该产品具备特定功能,而要实现该功能就需通过相应的设置、调配步骤来完成,并配以对应的产品部件、结构,这一过程无可避免地再现了被诉侵权方法美的公司还通过产品说明,以文字形式记载了该方法步骤。故美的公司的行为是实施专利的行为,即使用了被诉侵权方法。二审做这样的推断和认定,符合日常生活经验,同时对什么是使用行为作了更深入的分析。


然而,下级法院似乎并未get到使用和制造的区别。


在2017年4月判决的朗科公司诉晶天电子(深圳)公司专利侵权案中[3],深圳中院认为,被告未经许可,使用原告专利方法制造侵权产品销售、许诺销售,构成使用、制造、销售、许诺销售侵权。判项概括表述为:被告立即停止侵害本案的发明专利权。本案一审判决作出后,原被告双方达成了和解,未进入二审程序,因此没有得到二审法院纠正的机会。


在2017年9月判决的朗科公司诉广州友拓公司专利侵权的四个案件中,广州知识产权法院结合原告提交的证据认定被告友拓公司存在制造被诉侵权产品的行为,由此认为被告友拓公司未经原告许可,制造、销售、许诺销售落入原告专利权保护范围的产品,依法应停止制造、销售、许诺销售被诉侵权产品。但判项却表述为:被告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停止制造、销售、许诺销售侵犯原告发明专利权产品的行为


二审中,广东高院注意到了以上表述的不准确,特别指出:


友拓公司的行为应当属于使用涉案专利方法以及许诺销售、销售依照该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换言之,友拓公司未经许可依照专利方法制造被诉侵权产品的行为,并不是构成“制造专利产品”侵权,而是构成“使用专利方法”侵权。


基于此,广东高院二审将一审法院判项变更为:


广州友拓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停止使用侵犯深圳市朗科公司发明专利方法的行为,并停止销售、许诺销售依照该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专利产品[4]


由此可见,广东高院严格区分制造专利产品和使用专利方法,在原告未主张(或没有)产品权利要求的情况下,即使被告制造的侵权产品可以再现方法权利要求的技术方案并因此满足全面覆盖,这也不能被定性为制造专利产品的行为,而是使用专利方法制造侵权产品的行为。


换言之,法院十分重视法条中动宾结构的动词和宾语,方法专利是宾语,其不可能被制造,而只能被使用,制造者使用方法专利的保护客体制造出侵权产品,但并未制造出该方法专利的保护客体。这与最高人民法院2009年专利司法解释第十二条相符,“将侵犯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权的产品作为零部件,制造另一产品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属于专利法第十一条规定的使用行为”。


美中不足的是,广东高院在判项中使用了“依照该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专利产品”这样的表述,我猜测“专利”二字是赘余的,否则将导致整体的话语体系失去自洽,因为,如果认定被告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了专利产品,那么,原告的排他权就应表述为专利法第11条“或者”之前的“制造其专利产品”。


可能是考虑到这一点,最高人民法院在敦骏公司诉腾达公司路由器侵权案中认定腾达公司实施了涉案专利方法后未提及“专利产品”,而采用了更具体的表述:


应当认定腾达公司制造、许诺销售、销售被诉侵权产品的行为构成专利侵权并应承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原审判决认定侵权成立,并判令腾达公司立即停止制造、许诺销售、销售涉案路由器产品,是指判令其停止制造、许诺销售、销售固化了涉案专利方法实质内容的3款涉案路由器产品。[5]


通过上述案例可以看出,法院的审理思路越来越清晰、遣词造句越来越精准:对“专利产品”采取狭义解释,对“使用专利方法”采取广义解释,不轻易认定侵权产品为专利产品,也不倾向于将被告制造侵权产品的行为归为制造专利产品的行为,而是将其确定为一种使用专利方法的具体行为。因此,被告制造侵权产品虽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制造专利产品,但却是使用专利方法(手段)来制造侵权产品(结果),手段被禁止,结果自然也被禁止。


如何看待用户参与或其他主体协助?


产品专利表现为组件所构成的静态装置,只要在侵权产品中找到对应的组件,即满足全面覆盖;方法专利表现为步骤所构成的动态过程,在判断是否满足全面覆盖时,需要将侵权产品投入正常使用,与权利要求一步一步加以比较和验证。在此使用过程中,如有用户的参与(输入、触发、启动等)或者涉及其他设备的交互(尤其是对于通信方法专利),如何评价其对全面覆盖原则适用的影响?


在朗科公司诉美光公司闪存盘侵权案中,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认为:


步骤(1)(2)(3)是被控侵权产品制造过程中明确由产品制造商实施的,步骤(4)(5)的撰写方式虽似从用户的角度出发,但步骤(4)“经由USB或IEEE 1394总线引入所述外存储装置的工作电源”必然需要产品制造商留出相应端口以实现经由USB或IEEE 1394总线引入外存储装置的工作电源的功能。步骤(5)“按照USB标准或IEEE 1394标准规定的规范方法在数据处理系统主机与所述外存储装置之间传送要交换的信息”是在步骤(3)建立了信息交换通道的基础上,由步骤(1)的固化软件在主机与外存储装置之间交换信息的自然结果。应当认为被控侵权产品的制造过程实施了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保护的方法或者方法的实质内容,落入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的保护范围。[6]


在上述朗科公司诉广州友拓公司专利侵权的四个案件中,广东高院也持同样的立场,具体如下:


根据本案专利权利要求1的限定,当一个实施者使用该方法制造相应闪存装置时,其在制造全过程中必然要实施权利要求1中(1)到(3)等三个步骤。至于第(4)步骤“经由USB引入所述外存储装置的工作电源”以及第(5)步骤“按照USB标准规定的规范方法在数据处理系统主机与所述外存储装置之间传送要交换的信息”,除在产品测试等环节之外,通常系由闪存装置的使用者来实施的步骤。即便如此,本院认为仍可认定友拓公司实施了该两项步骤,理由在于:其一,虽然除在产品测试等环节之外,U盘制造商并不需要实施步骤(4)与步骤(5),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无法由一个主体实施完成是一项客观的技术事实但是,被诉侵权产品一经制造,其正常的使用方法就毫无疑义地包含步骤(4)与步骤(5)。也就是说,即使由与友拓公司无任何意思联络的使用者来实施步骤(4)与步骤(5),不仅该使用者实施步骤(4)与步骤(5)的时间必然发生在友拓公司实施完毕步骤(1)、步骤(2)以及步骤(3)之后,而且其实施该两项步骤的具体方式与结果也是完全被友拓公司制造被诉侵权产品的行为决定的使用者只要正常使用被诉侵权产品就不可避免地按照该步骤(4)与步骤(5)所述的方式来执行连接外部电源与传送交换信息的具体操作。并且,当使用者具体操作步骤(4)与步骤(5)时,友拓公司已实现其通过制造U盘销售获利的主观目的,其亦成为被诉侵权技术方案真正意义上的受益者,故由其对整个被诉侵权技术方案承担责任可谓体现了民事活动领域的“权责相当”。其二,按照生产经营的实际出发,难以想象一个产品制造者在制造一个合格闪存装置时,不对该装置进行“经由USB引入所述外存储装置的工作电源”以及“按照USB标准规定的规范方法在数据处理系统主机与所述外存储装置之间传送要交换的信息”这两个步骤的测试。这种在产品制造过程中必须进行的测试,实际上已经与制造产品的整个过程融为一体,可以广义的理解为属于制造的过程。其三,涉案专利为1999年11月14日申请的发明专利,至今已近20年。期间该专利历经数十次无效程序,仍被维持有效,并在2013年10月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中国专利金奖”。闪存装置的使用在计算机通讯领域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可谓划时代的重大技术发明。若否认步骤(4)、步骤(5)与U盘制造商的关系,涉案专利将无法获得法律的保护。而给予涉案专利与其创新程度相协调的保护力度,有利于依法合理平衡专利权人与社会公众的利益,也有利于实现我国专利法统筹兼顾保护专利权人利益与激励创新的制度初衷。


最高人民法院在敦骏公司诉腾达公司路由器侵权案更是明确提出了“不可替代的实质性作用”,为方法专利和侵权产品之间修路建桥提供了指导意见:


首先,根据前述已认定的事实,被诉侵权产品是具备了可直接实施专利方法功能的路由器。网络用户只需要在正常网络环境下,利用具备上网功能的普通电脑,除了必须需要借助被诉侵权产品之外,无需再借助其他专用装置或依赖其他特殊网络条件,就能完整地实施涉案专利方法,故被诉侵权产品对于实施涉案专利要求保护的方法具有实质性作用。其次,根据涉案专利说明书的记载,实现强制Portal并非只能通过涉案专利方法来实现,涉案专利方法区别于其他方法的显著特征是在接入服务器内设置了具有重定向功能的虚拟Web服务器,通过该虚拟Web服务器实现强制Portal功能。而被诉侵权产品之所以能够用于实现与涉案专利方法相同的强制Portal过程,正是因为其内部也设置了与涉案专利完全相同的虚拟Web服务器,因此,除了专利权人授权的产品之外,被诉侵权产品在再现涉案专利方法的过程中不可替代


以上案例中法官在对方法专利适用全面覆盖原则时似乎借鉴了使用环境特征的认定思路,更看重发明点特征和专利的创新价值,由此也可看出法官准确把握发明实质、正确适用法律规则的高超审判水平。


从依赖鉴定到扩展适用举证妨碍


方法专利侵权案件的技术事实查明,早期较多依赖鉴定。


例如,在上述格力公司诉美的公司专利侵权案中,格力公司最初提交了其委托北京国威知识产权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咨询)意见书,美的公司提出异议,一审法院委托工信部知识产权司法鉴定所重新进行鉴定,最终采纳鉴定意见并认定构成侵权。再例如,在上述朗科公司诉晶天电子(深圳)公司专利侵权案中,深圳中院采纳了北京紫图知识产权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并认定构成侵权。


然而,鉴定往往涉及很高的费用(例如上述两案中分别为10万元和40万元),可能导致维权入不敷出,还导致诉讼程序变得非常漫长,对原告造成痛苦的煎熬和折磨。此外,鉴定不是万能的,对芯片中的固化软件往往无法解密或反向工程,有些鉴定意见经不起推敲。例如,在常州联慧资源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诉上海环境工程设计研究院、江苏永钢集团、张家港联泰科技有限公司侵害方法发明专利权纠纷案中,江苏省专利信息服务中心无法对有些鉴定事项给出意见,涉案专利特征与被诉方法特征(A5与B5、B’5,A3与B’3,A6与B6、B’6)不相同也不等同的鉴定意见,没有得到苏州中院的认可。[7]


随着审判经验的增长和证据规则的变化,我国经济发达地区的法官已经逐渐摆脱对鉴定意见的依赖,更重视双方举证责任的合理分配。


例如,在敦骏公司诉腾达公司路由器侵权案中,腾达公司二审中主张无法根据用户电脑捕获的184号、185号和191号报文直接确定腾达W15E路由器中是否存在腾达W15E路由器的底层硬件、高层软件模块(即“虚拟Web服务器”)与用户电脑三者之间的数据交互,并进而否认腾达W15E路由器的强制Portal过程与涉案专利权利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相同。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腾达公司的上述主张系对根据公证测试结果和经验法则推定事实的简单否定,考虑到其作为制造商,其举证腾达W15E路由器内部的确切工作方式并不存在困难,然而腾达公司并未就此积极举证,在缺乏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对腾达公司该项抗辩理由不予采信。


再例如,在朗科公司诉美光公司闪存盘侵权案中,美光公司不认可“芯片精灵”检测软件的资质,亦不认可朗科公司利用该软件检测的结果。美光公司还主张“芯片精灵”软件检测结果与朗科公司下载的主控芯片规格书所示型号不一致,前者为“SM3267ABS”,后者为“SM3267”。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认为,“芯片精灵”是第三方提供的一款USB设备芯片检测工具,检测结果具备中立性和客观性。美光公司如认为检测结果与实际情况不符,鉴于其系被控侵权产品的制造商,完全有能力对被控侵权产品主控芯片和闪存芯片的型号和性能举证加以证明,但其仅提出质疑而未提供反驳证据,故对其主张不予支持。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合理推断“SM3267ABS”中的后缀“ABS”亦应表达了特定的含义,而非表示该芯片有别于“SM3267”型号。美光公司作为被控侵权产品的制造商,对被控侵权产品使用何种主控芯片理应知晓,亦有能力举证证明,在美光公司未举证证明被控侵权产品的主控芯片不同于“SM3267”型号及其相关性能的情况下,对其上述主张不予支持。


我国没有与美国证据开示(Discovery)相类似的制度,举证难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最高人民法院2016年专利司法解释(二)虽然规定了举证妨碍规则,但字面上限于损害赔偿数额确定,好像并不能直接适用于侵权行为和侵权产品的事实查明和认定。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专利法》第四次修改若干重大问题课题调研报告建议将举证妨碍扩展到整个诉讼程序,并提出了具体的修改建议。考虑到方法专利侵权案件中原被告接近源代码的距离和客观的举证难度明显不同,严格专利保护必然要求合理的举证责任分配和更多的适用举证妨碍,否则法院对不诚信诉讼行为永远无能为力,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对美光公司制造行为、芯片型号的认定作法值得推广。


方法专利一般用软件编程的方式来实现,有时固化到硬件产品中,在通过演示可以初步合理判断出侵权概率较高的情况下,责令被告提供软件代码,并不过分,裁判者可以从中直观地判断其是否再现了专利方法的步骤。2019年《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的商业秘密举证责任转移条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49号的裁判要旨[8],都明确传达了这样的精神。当然,被告对于提供源代码可能造成商业秘密泄露的担忧,可以通过签订保密承诺书等方式来消除。


释法与证成


美国著名法学家德沃金教授在《疑难案件(Hard Cases)》一文中认为,法官在审理疑难案件的过程中有两个思考维度:fit and justification。fit可译为释法,即对法律条文作出与宪法、制定法、判例法相一致的各种解释,以符合当前的法治大环境;justification可译为证成(或正当性证明),即整体判断哪种解释是最佳的、最连贯的。德沃金认为证成应主要立足基本原则或政策,其中原则关注公平、权利和道义,政策关注社会或经济效果。德沃金认为法官应原则而非政策来证成,但西方很多法律人士认为不可摒弃政策考量。


敦骏公司诉腾达公司路由器侵权案承办法官张晓阳在《人民司法》撰文总结:


本案的进路在于案件审理中引入了价值评价。与严格遵循“罪刑法定”“无罪推定”的刑事审判思维不同,一些疑难专利侵权案件的裁判思维过程,往往并非如同最终呈现在裁判文书纸面上的三段论模式,而往往是从立法目的出发,以公平、诚信等具有普遍约束力的一般原则为依据,对被诉侵权行为是否具有不正当性和可责性进行分析和评价。如被诉侵权行为并无可责性,则没有必要进一步解释法律的需要,可径行驳回侵权指控。反之,则需在价值评价指引下确定与案件事实最为接近的法律规范,审查该法律规范是否存在解释空间,是否能将上述具有可责性的被诉侵权行为纳入到该法律规范的合理解释范围之内,最终做出侵权与否的认定。[9]


最高人民法院在判决书中进行了价值评价(行业特点、可持续创新和公平竞争,通信领域的创新与发展规律,专利权的实质性保护,利益平衡),认定腾达公司的侵权行为将会导致“利益分配严重失衡,有失公平”,具有可责性。德沃金所讲的fit and justification与此是相通的。这再一次说明:法律有国界,而法律的基本原理和原则没有国界,中美两国法律人在很多问题上可以达成共识、产生共鸣,共同推动全球法治进步。


以我国专利法第11条为例,“专利产品”可以广义解释为能够再现专利技术方案的产品,即不以存在产品权利要求为前提,也可以狭义解释为能够全面覆盖产品权利要求的产品,“使用专利方法”可以广义解释为导致专利方法被投入使用,也可以狭义解释为被告执行专利方法的各步骤。鉴于此,对于方法专利保护而言,有四种组合:


1.对“专利产品”和“使用专利方法”均作出广义解释。


2.对“专利产品”和“使用专利方法”均作出狭义解释。


3.对“专利产品”作出狭义解释,对“使用专利方法”作出广义解释。


4.对“专利产品”作出广义解释,对“使用专利方法”作出狭义解释。




如采用第一种解释,被告制造侵权产品的行为既属于制造专利产品,也属于使用专利方法,因此就产生了overlap。


如采用第二种解释,制造商仅在侵权产品出厂前的测试阶段使用专利方法,出厂后只获益、不担责,如此一来,方法专利将大打折扣。最高人民法院在腾达案判决书中对此表示担忧,认为“不足以充分保护专利权人的利益,因为该测试行为既非被诉侵权人获得不当利益的根本和直接原因,也无法从责令停止测试行为来制止专利方法遭受更大规模的侵害,而专利权人更无权主张虽直接实施了专利方法、但并无生产经营目的的终端用户构成专利侵权”。


因此,为避免对具有可责性的制造商同一行为重复判侵权或不判侵权,应采用第三种解释或第四种解释。


目前来看,中国法院倾向于采用第三种解释。首先,有利于发挥专利法第11条的涵摄力,“使用专利方法”可涵盖制造商使用专利方法制造侵权产品的行为,“使用依照该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可涵盖运营商使用侵权产品提供服务的行为。其次,有利于维护专利法体系的完整性和一致性,跟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一样,我国专利制度允许被告提出现有技术抗辩(prior art defense)[10]和先用权抗辩(在先使用权抗辩,prior use defense)[11],这里现有技术的公开方式之一就是使用公开,涵盖制造、使用、销售、进口、交换、馈赠、演示、展出等,先用权抗辩要求被告在专利申请日前已经制造相同产品、使用相同方法或者已经作好制造、使用的必要准备。倘若制造商制造固化了专利方法的侵权产品不被认定成使用侵权,则其针对方法专利也就不可能享有现有技术抗辩和先用权抗辩的权利,这将打乱精致的专利法体系,显然不符合立法的初衷。再者,该解释符合产业认知,以软件编程的方式实现专利方法,或者在硬件中固化实现了专利方法的软件,均属于“使用专利方法”的具体表现形式。例如,通信业内人士经常将SEP implementer和SEP user混用,这里的SEP基本都是通信方法专利,实施者或使用者是指通信设备厂商,而非终端用户。


我认为第四种解释也是一个不错的选项。如果法院责令被告提供程序源代码,可以很容易看出其是否将专利方法编入软件中,由此判断其是否制造了软件产品及被诉侵权产品,这是侵权源头治理的另一条路径。权利人维权时是区分主次的,通常更关注制造性质的上游使用行为(由于直接的竞争关系),能容忍运营性质的下游使用行为(由于潜在的合作关系)。在信息时代,越来越多的发明并不体现在硬件本身的改进,而是通过微处理器及固化或半固化在其中的程序实现对机械、电气设备等的控制,来实现更多的功能。不管是用硬件实现产品专利的结构还是用软件实现方法专利的步骤,都是从无到有的创造过程,达到的效果并无二致,故二者的性质是一样的。就此而言,软件既是方法的表现形式,也是让方法真正发挥功效的产品,否则方法就无法产生经济价值和效益。软件产品之于硬件产品,犹如看不见摸不着的空气之于实实在在的水和食物,都是客观存在、不可或缺的,区别仅在于无形和有形之分,完全可以同等对待。


通过以上案例还可以看出,法官对全面覆盖原则的适用同样秉持了价值导向,并不强求权利要求的所有步骤必须由被控侵权产品全部实施,即使有用户参与或涉及到其他设备的配合,也不影响全面覆盖的满足。对于侵权产品的认定,随着技术事实查明机制和能力的逐渐成熟,法官对举证责任的分配日趋合理。这些大大提升了司法裁判的结果公正和审理效率。


结束语


上述一切,正如霍姆斯大法官在《普通法》一书中所讲,“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可感知的时代所需,盛行的道德和政治理论,公共政策的直接知识,无论它们是公开宣示的还是无意识的,甚至还有法官及其同人所共有的偏见,凡此种种,在确定人们应遵循什么样的规则时,产生的影响力远远大于三段论。法律浓缩了一个国家数百年的发展历史,它不像数学书那样仅包含公理和推论。”


注释:

[1] (2017)京73民初323号

[2] (2011)粤高法民三终字第326号

[3] (2014)深中法知民初字第510号

[4] (2018)粤民终427-430号

[5] (2019)最高法知民终147号

[6] (2017)京73民初323号

[7] (2015)苏中知民初字第00167号

[8] 在被告拒绝提供被控侵权软件的源程序或者目标程序,且由于技术上的限制,无法从被控侵权产品中直接读出目标程序的情形下,如果原被告软件在设计缺陷方面基本相同,而被告又无正当理由拒绝提供其软件源程序或者目标程序以供直接比对,则考虑到原告的客观举证难度,可以判定原被告计算机软件构成实质性相同,由被告承担侵权责任。

[9] 张晓阳,“多主体实施方法专利侵权案件的裁判思路与规则”,载于《人民司法》2020年第7期。

[10] 专利法第62条

[11] 专利法第69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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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献涛,执业律师、专利代理师,军事院校工科学士和硕士、北京大学法律硕士,十五年来为多家世界五百强企业提供专利布局、技术许可、专利诉讼、专利无效、行政维权等法律服务,对于处理专利授权确权侵权案件有着卓越的技能和精湛的功底,最新重大胜诉案例包括腾达路由器专利侵权案和中国无人驾驶第一案(商业秘密纠纷)。


宋律师对中外专利法理论和实务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尤其喜爱撰写中美案例评析,曾有多篇文章在业内产生一定的影响。在中外知名媒体上发表文章九十余篇,多次以特邀专家身份参加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国家知识产权局、北京市知识产权局的课题和专家意见征求会,多次受邀为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审查员、北京大学法学院留学生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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