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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献涛:腾达案的法律问题分析

发布日期:2020-04-17
宋献涛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

高级联席合伙人



摘要:腾达案自公开宣判以来,激起通信和互联网产业界的深入思考和讨论,针对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本文认为:本案没有突破全面覆盖原则,单一主体实施不是全面覆盖原则的适用前提;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中并未写入非必要技术特征;法院认定的多主体实施方法专利,不因权利要求撰写方式而改变,也不因特定的侵权场景而改变;涉案专利不存在明显的撰写瑕疵;本案没有突破专利法第11条,腾达公司在制造被诉侵权路由器的过程中固化专利方法的行为,是直接使用涉案专利方法的行为;在软件和互联网时代,方法正在向产品近距离甚至零距离靠拢,它们之间的边界日益模糊。


关键词:方法,产品,使用,直接侵权,全面覆盖原则,固化


腾达案[1]自2019年12月10日公开宣判以来,引起业内广泛关注和深入思考,从自媒体文章和朋友圈评论来看,主要涉及以下几个似是而非的观点:


1、本案突破了全面覆盖原则;

2、权1写入了非必要技术特征;

3、本案不是多主体实施方法专利的典型,完全可以通过单侧撰写来避免;

4、本专利存在明显的撰写瑕疵;

5、本案突破了专利法第11条,方法专利保护不应延及产品。


作为本案胜诉方(敦骏公司)的代理律师,笔者基于对涉案专利、被诉产品、在案证据、庭审过程的熟悉,结合自己对中美专利侵权理论和体系的了解,现在做一些澄清和解答,希望有助于进一步加深理解专利法的基本原理和概念。


一、本案有没有突破全面覆盖原则?


全面覆盖原则(英文是all elements rule)规定于2009年《专利司法解释(一)》第7条:


人民法院判定被诉侵权技术方案是否落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应当审查权利人主张的权利要求所记载的全部技术特征。

被诉侵权技术方案包含与权利要求记载的全部技术特征相同或者等同的技术特征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落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被诉侵权技术方案的技术特征与权利要求记载的全部技术特征相比,缺少权利要求记载的一个以上的技术特征,或者有一个以上技术特征不相同也不等同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没有落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据此可见,全面覆盖原则的适用即对被诉侵权技术方案和权利要求进行技术比对和判断,不因权利要求类型不同而存在差异:产品权利要求比对,不考虑零部件来自谁;方法权利要求比对,不考虑动作由谁执行或发起。只要被诉侵权技术方案再现了权利要求的全部技术特征,就落入了专利保护范围。至于是否构成侵权以及由谁承担侵权责任,那是另一回事。


对此,美国最高法院在1950年的Graver Tank案(关于等同原则的里程碑案例)中强调,只要被诉方案落入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以满足全面覆盖为标准),就存在侵权,这就完事了(If accused matter falls clearly within the claim, infringement is made out and that is the end of it)。[2]


敦骏公司主张,公证检测结果中的184、185、191号报文分别对应于权利要求1的步骤A、B、C,再现了专利技术方案的强制Portal过程。


用户电脑上的抓包软件捕获到用户电脑发出的访问新浪网的184号报文,但是在检测电脑上并未抓取到与184号报文相对应的HTTP报文。法院据此认定,腾达W15E路由器接收到184号报文后,并未将其转发至新浪网服务器,而是对其截留。


用户电脑捕获到185号下行报文(源地址为新浪网),但是在检测电脑上并没有抓取到与185号报文相对应的从新浪网服务器发往用户电脑的报文。腾达公司在答辩状、一审庭审和二审庭审中均承认185号报文是腾达路由器发出的。185号报文的HTTP有效载荷(payload)长达500多个字节,其中既有强制重定向的门户网站Portal_Server的IP地址(192.168.244.244),也有用户原本要访问的真实网站新浪的域名(www.sina.cn),这样的信息通常只能软件生成。业界的惯常作法是,路由器厂商从第三方采购底层硬件,而第三方不可能事先在硬件中写好用户要访问的网站和门户网站,这往往是路由器厂商开发的特色功能体现。法院据此认定185号报文是腾达W15E路由器虚拟成新浪网服务器向用户电脑发送的下行HTTP报文,并合理推定腾达W15E路由器中存在能够执行对应于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中的“虚拟Web服务器”功能的软件程序。


用户电脑还抓取到191号上行报文,其内容包含门户网站Portal_Server的IP地址(192.168.244.244)。法院据此认定,腾达W15E路由器已经将用户电脑对新浪网的访问成功强制到门户网站Portal_Server。


分析到这里,关于“虚拟Web服务器”是否通过腾达路由器的底层硬件实现了与用户电脑之间的数据交互过程,理性的读者应该已经一目了然。腾达公司二审中只是口头主张无法根据184号、185号和191号报文直接确定腾达W15E路由器中是否存在腾达W15E路由器的底层硬件、高层软件模块(即“虚拟Web服务器”)与用户电脑三者之间的数据交互。


对此,法院认为,腾达公司的上述主张系对根据公证测试结果和经验法则推定事实的简单否定,考虑到其作为制造商,其举证腾达W15E路由器内部的确切工作方式并不存在困难,然而腾达公司并未就此积极举证,在缺乏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对腾达公司该项抗辩理由不予采信。


由此可见,法院根据公证检测结果反映的腾达W15E路由器强制Portal过程及其内部存在“虚拟Web服务器”的推定事实,认定腾达W15E路由器的强制Portal过程与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所限定的A、B、C三个步骤完全一致,落入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的保护范围。腾达公司以软件方式将与涉案专利技术方案相同的被诉侵权技术方案固化在被诉路由器产品中,该固化行为已经“全面覆盖”了涉案专利。


全面覆盖原则是侵权判定的底线要求,每一个法官对此都是慎之又慎。本案判决书在特征比对、事实推定和认定方面细致且周密,法官还特意制作了两幅精美的插图,以直观反映腾达W15E路由器的强制Portal过程,具体可见判决书第30和31页。


二、权利要求1是否写入了

非必要技术特征?


有观点认为,步骤C属于非必要技术特征。


众所周知,缺乏必要技术特征是专利审查中需要考虑的问题,侵权判定中法官不考虑权利要求是否包含非必要技术特征,因为全面覆盖原则不允许忽略任何一个写入权利要求中的特征。从上文可以看出,法官对191号报文进行了分析,认为步骤C得到了再现,因此法官没有为了满足所谓的多余指定而故意剔除步骤C。


即使从专利审查的角度来看,步骤C也属于必要技术特征。


涉案专利说明书通篇都在讲强制Portal(就是将用户的首次访问强制重定向到门户网站Portal_Server),权利要求1的主题名称“一种简易访问网络运营商门户网站的方法”同样强调了涉案专利的落脚点。所以,只有写入步骤C,才能保证专利技术方案的完整性,如果不写,任何一个理性的审查员都会提出质疑。


需要说明的是,必要技术特征和区别技术特征是两个有关联但却根本不同的概念,区别技术特征属于必要技术特征,但必要技术特征不一定构成区别技术特征,完全有可能属于现有技术。区别技术特征体现了发明点,构成了专利的骨架,使得专利能够与现有技术拉开距离,而其他的必要技术特征使得专利有血有肉,成为一个完整、自洽、体系化的技术方案。


三、本专利是不是多主体实施方法专利?


本案公开宣判后,法院相关报道的用词是“多主体实施方法专利”。但有观点认为,本案专利撰写存在瑕疵,把一个好端端的单一主体技术方案写成了多主体,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多主体实施的典型。


笔者认为,业界目前尚未对“主体”的含义达成一致理解。


第一种理解是动作/步骤执行主体,如设备的零部件或系统的功能模块。


第二种理解是产品或服务提供商,如路由器制造商,电脑/手机制造商,宾馆、酒店、机场等企业用户。


第三种理解是侵权责任承担主体,如直接侵权者、帮助侵权者或诱导侵权者。


法官在进行技术比对之前,需要先阅读说明书,把握发明实质,对权利要求进行解释,由此界定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在此过程中,考察一个方法专利是不是多主体实施,他们是站在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的角度,着眼于专利技术方案中交互主体的功能独立性,结合自己的生活阅历和朴素认识来判断,这不取决于被告的具体侵权场景,也不是权利要求撰写的问题,而是技术方案如何自然实现的问题。例如,对于一个由终端和基站进行交互的专利技术方案,法官通常会认为这是多主体实施的专利,不管侵权场景中终端和基站是否为同一厂商制造,都不影响其基本认知,只不过终端和基站由同一厂商制造的场景对于侵权判定来说更直观明显而已。


具体到本专利中,通过阅读说明书和分析权利要求可以发现,强制Portal过程涉及用户设备(PC)、接入服务器(BAS)和门户网站(PS)三个主体的交互处理。这三个主体具有功能和身世的独立性:用户设备(PC)通常由电脑或手机厂商提供,接入服务器(BAS)通常由网关或路由器厂商提供,至于门户网站(PS)由谁提供,不宜一概而论,路由器厂商可以在路由器中集成一个简易的门户网站服务器进行web认证,也允许企业用户设置第三方web认证(例如,企业用户可以自行搭建一个web认证服务器连接到路由器,也可以使用云服务商的web认证服务)。这三个主体通常无法由同一产品或服务提供商搞定,因此,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自然会将本专利理解为多主体实施。法官应该也是这样理解的。


具体到本案场景中,用户设备(PC)为联想笔记本电脑,接入服务器(BAS)和门户网站(PS)均由腾达提供,确系多主体实施。当然,在极个别的情形下,用户设备(PC)、接入服务器(BAS)和门户网站(PS)可能来自同一厂商,但这不能否定本专利为多主体实施的常见情形。


看到这里,大家应该明白了,所谓的“多主体实施方法专利”不限于通信方法,还可以是系统内交互方法,例如,一种使用软硬件提升电脑性能的方法,涉及操作系统、CPU、硬盘、内存等,这些软硬件通常由不同厂商提供,故属于多主体实施方法专利,至于由谁承担侵权责任,那就看原告能否瞄准目标了。


最后总结一下,多主体实施方法专利的本性(nature)在于交互,不因权利要求撰写技巧而改变,也不因特定的侵权场景而改变。从权利要求撰写角度理解多主体实施方法专利的观点,实际上不能证明法院用词是错误的。


四、本专利是否存在明显的撰写瑕疵?


有观点认为,本专利存在明显的撰写瑕疵,步骤A、B、C应撰写成单侧表达方式。


美国Akamai案的曲折经历及后续新案例已经将单主体规则推到了消亡的边缘,关于专利撰写质量,CAFC的法官们在审理过程中是存在明显分歧的。Linn法官认为涉案专利权利要求的撰写质量差(poorly drafted),而Newman法官和Moore法官对此明确反对。Linn法官认为专利权人通常可以采用高技巧的权利要求撰写来抓住此类侵权。Newman法官认为单主体规则不是侵权判定的预设前提,虽然巧妙的权利要求撰写技巧在某些情况下有助于避免单主体问题,但侵权与否不应为了满足易变的单主体规则而依赖耍聪明或碰运气。Moore法官则认为,对于通信、互联网软件专利,必然涉及多个主体的交互,单主体规则就像第二十二条军规一样制造了令人左右为难的困境(a catch-22 situation)。[3]


笔者的理解是,专利撰写质量和专利市场价值是两码事,前者是主观评价,后者是客观反映。专利不是用来欣赏玩味的美学作品,而是useful art,一个专利,无论撰写多么精美,只要无人问津,就是没有价值的,反过来,哪怕撰写存在瑕疵,只要有人以满足全面覆盖的方式将其付诸实施,就是有价值、有技术贡献的。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专利也没有十全十美的。当然,撰写质量太差的话,则不太可能通过权利要求解释获得一个宽广的保护范围。简言之,专利的生命力在于被侵权,而不是被供着。与其在评论撰写质量上投入无用功,还不如把注意力集中在发明实质的解读上。


具体到本案中,步骤B的后半段描述接入服务器底层硬件按正常的转发流程向用户设备发一个重定向报文,步骤C的记载是“收到重定向报文后的门户业务用户设备的浏览器自动发起对真正门户网站Portal_Server的访问”,为什么不是有些人想要的“真正门户网站Portal_Server接收门户业务用户设备的访问,其中所述访问是用户设备的浏览器收到重定向报文后自动发起的”?理由如下:


如果描述接力赛,我们会说:第一棒运动员把接力棒交给第二棒运动员,拿到接力棒的第二棒运动员飞速奔跑,再将接力棒传给第三棒运动员。但是,如果回避第二棒运动员而写成:第一棒运动员把接力棒交给第二棒运动员,第三棒运动员拿到接力棒,其中接力棒是第二棒运动员飞速奔跑后交给第三棒运动员的。是不是感觉特别怪异?


同样的道理,以目前的写法,步骤B和步骤C的衔接是连贯流畅的,接入服务器底层硬件向用户设备发一个重定向报文,接下来,用户设备收到重定向报文后其浏览器自动发起对门户网站PS的访问。如果强求将步骤C的执行主体写成门户网站PS,就会出现思维的跳跃和表达的突兀,不符合自然描述的顺序关系。此外,如前所述,门户网站(PS)由谁提供,是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根据产业认知难以提前确定的,如果按照单主体规则的执念来写,会让人误以为门户网站(PS)和接入服务器(BAS)系由同一厂商提供,那样主动缩小保护范围的举动岂不是弄巧成拙吗?


在专利审查中,以用户设备作为执行主体和以门户网站PS作为执行主体的两种写法,只是观察角度不同导致的语言表述差异,实质内容是相同的;放到侵权判定中,通过权利要求解释也会得出相同的结论,而不会出现截然相反的认识。


十五年前刚加入专利代理行业的时候,笔者吃惊地发现,英文专利权利要求的翻译中充斥着大量影响理解的词语,比如,代理人一看到“the”就翻译成“所述”,他们说这样做才能指代清楚,被动句式特别多,翻译出来很拗口,他们说这样做不用指明执行主体,可以扩大保护范围。现在看来这些都是很搞笑的理由,在英语中,不特定的可数名词第一次出现时前面加不定冠词a或an,以后再出现时前面加定冠词the,这是一个基本的语法问题,恐怕没有哪个英语老师说过如果不把“the”翻译成“所述”,就会导致指代不清。再以法律条文或合同的翻译为例,其中有大量涉及a、an、the的表述,怎么没有那么多“所述”呢,也没听说哪个法学家认为指代不清楚。至于被动句式和执行主体的问题,截止目前为止,还没有成为权利要求解释中必须考虑的因素。


总之,专利圈子里一些别别扭扭的作法,未必是真正的最佳实践作法(best practice),更不见得有法律法规的支持,不应强加给司法判断。任何文字游戏式的所谓技巧,都不应超越发明实质的技术贡献和我们正常的语言表述。


法律不强人所难,强人所难的单主体规则不应成为让创新者左右为难的第二十二条军规。


五、无法归入专利法第11条?

方法专利保护延及产品?


有人认为,本案被诉侵权行为无法归入专利法第11条,法院将方法专利保护延及到了产品。


我们来看看专利法第11条的规定和判决书的论述:


专利法第11条:……不得实施其专利,即不得为生产经营目的制造、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其专利产品,或者使用其专利方法以及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依照该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

法院判决认为:如果被诉侵权行为人以生产经营为目的,将专利方法的实质内容固化在被诉侵权产品中,该行为或者行为结果对专利权利要求的技术特征被全面覆盖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实质性作用,也即终端用户在正常使用该被诉侵权产品时就能自然再现该专利方法过程的,则应认定被诉侵权行为人实施了该专利方法,侵害了专利权人的权利。


比对法条和判决可以发现,法院认为腾达将专利方法的实质内容固化在其路由器中的行为属于使用专利方法的实施行为。


“使用专利方法”是一个概括性的表述,可以指制造性质的上游使用行为(如,腾达将专利方法的实质内容固化到路由器中),也可以指中下游的使用行为(如,酒店使用已经固化了专利方法的路由器提供上网服务或者客人接入WiFi再现专利方法),前者是源头,后者是下游或末端。敦骏公司指控路由器制造商腾达公司侵权,而没有指控酒店等企业用户或个体工商户侵权(像几年前云贵川的玻璃窗墙专利维权案,权利人起诉数千家末端用户,其实很不正常,法院也不胜其烦[4]),此乃源头治理,应予鼓励。对此,法院亦有清醒的认识:


仅认定被诉侵权人在测试被诉侵权产品过程中实施专利方法构成侵权,不足以充分保护专利权人的利益,因为该测试行为既非被诉侵权人获得不当利益的根本和直接原因,也无法从责令停止测试行为来制止专利方法遭受更大规模的侵害,而专利权人更无权主张虽直接实施了专利方法、但并无生产经营目的的终端用户构成专利侵权。


以此为抓手,法院挖掘出一个重要事实:“专利方法早已在被诉侵权产品的制造过程中得以固化,终端用户在使用终端设备时再现的专利方法过程,仅仅是此前固化在被诉侵权产品内的专利方法的机械重演”,由此建立了被诉侵权行为实质和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有效避免了“利益分配严重失衡,有失公平”的后果。[5]


显然,固化了涉案专利方法实质内容的路由器产品与涉案专利方法的使用之间存在密切的因果关系,所以,对涉案专利方法的有效保护必然会衍及涉案路由器产品,相应地,“方法延及产品”的效果是存在的,但这是有依据的。


首先,法律并未将专利方法局限于制造方法,也并未将某主体使用专利方法局限于该主体实际执行专利方法的各步骤。法院认为,腾达公司在制造被诉侵权路由器的过程中固化专利方法的行为,是直接使用涉案专利方法的行为。相应地,被诉侵权路由器即为依照该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


其次,方法和产品之间并非存在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有时只是一捅就破的窗户纸。涉案专利方法的实施须借助PC、BAS、PS三个执行主体(腾达路由器产品实现了BAS和PS的二合一),而不能仅靠人的意念或手动完成,因此,对方法专利的有效保护必然会衍及产品,不衍及产品的方法专利保护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再者,对于被诉侵权路由器,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一个具体实施例,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方法,包括步骤ABC)已经由被诉侵权路由器(装置,用于执行方法步骤ABC)完整再现,如果说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是对被诉侵权路由器的合理概括,则法院认定满足全面覆盖原则和判定直接侵权,并无瑕疵。


这样下来,就能领会到二审判决用词的精准了:




六、软件相关专利侵权纠纷的

解决进路分析


具体到腾达案中,涉案专利申请于2002年6月28日,2008年8月20日获得授权。在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专利审查政策下,专利权人不可能就产品权利要求获得授权。因此,期待专利权人在十几年后的今天用产品权利要求来维权,是事后诸葛亮的不合理苛求。此外,如上所述,被诉路由器再现了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的步骤ABC,已然落入专利权保护范围。鉴于此,与其说是方法专利延及被诉产品,不如说是被诉产品涵盖了方法专利的全部步骤,因而构成直接侵权。


因此,只要被诉侵权产品再现了方法权利要求,即落入方法专利权保护范围,装置权利要求的有无,并不重要:如有,则被诉侵权产品还落入装置专利权保护范围;如无,也不影响侵权定性。


之前类似的案例包括格力公司诉美的公司空调产品专利侵权案[6]、北京百文宝公司诉广东国笔公司输入法专利侵权案[7]、搜狗公司诉百度公司输入法专利侵权案[8],据此可知,在方法专利的维权过程中,虽然存在被诉侵权产品,但法院并不倾向于将被告制造被诉侵权产品的行为归入制造专利产品的行为,而是将其归入使用专利方法的行为,即:法院对专利产品采取了狭义解释,在原告未主张(或没有)产品权利要求的情况下不轻易认定专利产品的制造行为。


由此可知,法院拒绝将“使用专利方法”局限于被告实际执行方法步骤的情形,更关注侵权源头。因此,“使用专利方法”可以是上游行为(例如,通过相应的设置、调配步骤,使空调器具备实现按照自定义曲线运行的条件;将专利方法步骤嵌入涉案软件;通过设置、调配等步骤使百输入法具有该功能,从而不可避免地使用到涉案专利的方法;在制造被诉侵权路由器的过程中固化专利方法;等),也可以是中游行为(例如,酒店或机场使用被诉路由器提供WiFi接入服务,开启web认证并达到广告宣传效果),还可以是下游行为(例如,终端用户在无感知的情况下享受被诉路由器的WiFi接入服务)。


笔者认为,专利产品可以采用广义解释,即体现专利技术方案的产品。如果法院责令被告提供程序源代码,可以很容易看出其是否将专利方法编入软件中,由此判断其是否制造了软件产品及被诉侵权产品,这是侵权源头治理的另一条路径。在信息时代,越来越多的发明并不体现在硬件本身的改进,而是通过微处理器及固化或半固化在其中的程序实现对机械、电气设备等的控制,来实现更多的功能。以闹钟功能为例,机械闹钟利用擒纵机构(具有精确固定振动周期的盘簧与非线性摆动的机械离合-制动器),而手机闹钟完全可以利用软件实现,不管是用硬件实现产品专利的结构还是用软件实现方法专利的步骤,都是从无到有的创造过程,达到的效果也是相同的,故二者的性质是一样的。就此而言,软件就是产品,制造软件产品即是使用专利方法的一种表现形式。软件产品与硬件产品的关系,就如同看不见摸不着的空气跟实实在在的水和食物的关系,区别仅在于无形和有形之分,但都是客观存在和不可或缺的,不应厚此薄彼。


美国专利权人在主张方法专利侵权的诉讼过程中,很少有被告对方法专利延及产品发生争执。例如,在SiRF v. ITC案中,专利权人主张的是GPS信号处理方法专利,SiRF进口和销售的GPS设备被控专利侵权。CAFC认为:


当合理解释时,SiRF显然构成侵权,因为其设备和软件决定了“处理”和“表征”步骤的执行。一旦开启该技术,SiRF的SiRFstarIII芯片和软件(均由SiRF设计和内置)就会自动执行权利要求的争议步骤,因为SiRF对其SiRFstarIII芯片进行了编程,使之能够自动使用传输到远程设备的InstantFix历书数据。不管是SiRF的客户(设备制造商和软件开发商)还是GPS接收机的终端用户,都不能通过SiRF软件或SiRFstarIII芯片的功能修改EE文件。一旦GPS接收机开启后准备处理数据,数据的“处理”和“表征”步骤中就只涉及SiRF的动作。SiRF再现了涉案权利要求的全部技术特征,因此构成直接侵权。[9]


有意思的是,美国法院并不纠结于被告是制造专利产品还是使用专利方法的行为细分,如果存在全面覆盖的场景,只需要考察多个主体之间有关联关系(比如direct or control,joint enterprise),即认定构成侵权。SiRF案源自ITC的337调查,如果放在法院民事诉讼程序中,则法律依据将变成271(g),被诉侵权产品是a product which is made by a process patented in the United States(使用美国专利方法制成的产品),法院重点关注被诉侵权产品的进口和销售行为,而不是专利方法的使用行为(发生在美国境外)。


七、结束语


在工业革命时代,方法和产品泾渭分明,但在二十一世纪,随着软件、互联网、物联网的渗透,方法和产品之间的边界变得日益模糊。在产业界,越来越多的电子产品通过软件来固化方法步骤和实现新功能,通信方法或交互方法的最佳实施形式往往就是软件(或烧入硬件),而软件作为技术人员眼中的产品,承载着控制设备进行通信或交互的方法,一旦开启就会自动运行预设的方法,因此,方法已经和正在向产品近距离甚至零距离靠拢。但是,专利界似乎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特点和现状,很多人的认识还停留于工业革命时代的方法和产品二分天下,故难免出现削足适履的不适感。


一个行为/产品,可能侵害多个不同的知识产权(如专利权和商标权),也可能侵害不同类型的专利权(如方法专利和产品专利),还可能侵害不同层次的专利权(如独立权利要求和从属权利要求或产品权利要求和方法权利要求)。因此,就出现了权利竞合的情形,类似于我们熟知的法条竞合。


总之,仔细研读腾达案判决书可以发现,法院提出的“不可替代的实质性作用”标准有严格的适用条件:1、被告将专利方法的实质内容固化在被诉侵权产品中;2、该行为或者行为结果对专利权利要求的技术特征被全面覆盖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实质性作用,导致终端用户在正常使用该被诉侵权产品时就能自然再现该专利方法过程。


业内有人试图将本案标准扩展到各种多主体实施方法专利、甚至一切方法专利,显然是对本案判决书的误读。


欧洲专利局上诉委员会判例法强调:解读专利应抱着乐于理解之心,而非刻意误解之心[10]。笔者认为,解读法院判决也应抱着乐于理解之心,而非刻意误解之心。尊重发明人的心血和创意,尊重法官的智慧和良知,营造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这应该成为每一个中国IP人的使命和责任。


注释:

[1] 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再 199 号民事判决书,原告/被上诉人为敦骏公司,被告/上诉人为腾达公司。

[2] Graver Tank & Manufacturing Co. v. Linde Air Products Co.,339 U.S. 605[70 S.Ct. 854,94 L.Ed 1097](1950).

[3] 2012年8月31日作出的全席审理判决书;2015年5月11日作出的判决书。

[4]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白帆法官,“專利產品使用人的界定-由玻璃窗牆專利侵權糾紛案展開”,载于《中国专利与商标》2015年02期;宋献涛等,“浅析专利法意义上的使用行为”,载于《中国发明与专利》2014年第11期。

[5] 最高人民法院张晓阳法官,“多主体实施方法专利侵权案件的裁判思路与规则—以敦骏公司诉腾达公司案为例”,载于2020年第7期。

[6] 广东高院(2011)粤高法民三终字第326号判决书。

[7] 北京高院(2017)京民终13号判决书。

[8] 北京高院(2018)京民终498号判决书。

[9] 2010年4月12日作出的判决书。

[10] 第九版,2019年7月,参见第二章A部分第六节(权利要求的解释),原话为The patent must be construed by a mind willing to understand, not a mind desirous of misundersta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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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献涛,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高级联席合伙人,具有双重背景和双重资格(工学硕士和法律硕士,律师资格和专利代理人资格),北京知识产权法研究会专利法专业委员会委员、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侵权判定咨询专家,执业十四余年为多家世界五百强企业提供专利申请、专利布局、技术许可、专利分析、专利无效、专利侵权诉讼、专利行政诉讼、专利行政维权等法律服务。对专利法理论和实务有深入研究,在中外知名媒体上发表文章七十余篇,曾多次以特邀专家身份参加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国家知识产权局、北京市知识产权局的课题和专家意见征求会,曾受邀为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审查员、北京大学法学院留学生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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