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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靖晟:案发前足额归还贷款本息的是否构成高利转贷罪?

发布日期:2020-04-02

[裁判规则]  法院认为,即使案发前足额归还贷款本息,因套取信贷资金转贷牟利的行为已经完成,只要违法所得数额较大,也可构成高利转贷罪。

[案件来源]  (2017)闽0203刑初1320号

[基本案情]

2011年3月18日,被告人黄某为借款给他人收取利息,以住房装修为由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申请贷款590000元,借款期限12个月。2011年3月21日,被告人黄某取得贷款资金后没有用于房屋装修,而于同年3月24日将该笔贷款以月利率2%(2011年10月后变更为2.5%)转借给陈某,从中牟利。2012年3月21日,被告人黄某结清该笔贷款本金、利息。经统计,2011年4月至2012年3月,被告人黄某共支付该笔贷款利息36349.92元,收取他人利息159300元,通过转贷牟利122950.08元。2016年7月20日,被告人黄某经电话通知后主动到公安机关接受调查。

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黄某以转贷牟利为目的,套取银行信贷资金高利转贷他人,违法所得共计人民币122950.08元,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高利转贷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鉴于被告人黄某能够按期、足额向银行支付利息及归还本金,结合考虑其具体犯罪行为和社会危害性,本院认为本案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故决定对其免予刑事处罚。另,违法所得应予追缴。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一款、第三十七条及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1、被告人黄某犯高利转贷罪,免予刑事处罚。

2、向被告人黄某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122950.08元。

[案例评析]

一、高利转贷罪所要求的“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无法恰当评价某一行为是否侵犯了本罪的客体

《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以转贷牟利为目的,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高利转贷他人,违法所得数额较大的,处……。”根据《刑法》关于高利转贷罪的罪状描述,给银行造成的经济损失的数额,并不是区分罪与非罪的标准,而是在其他条件满足的情况下,看违法所得数额,即利息差是否达到较大。从这个角度说,上述判决似乎并无任何问题。但仔细思考,将利息差的数额作为判断罪与非罪的标准,又似乎并无法满足本罪保护金融管理秩序这一客体的要求。举例来说,行为人套取银行信贷资金1000万,转贷牟利9万,和行为人套取银行资金100万,转贷牟利20万相比,在本金均未归还的情况下,危害性孰大孰小?很显然,虽然第一种情况因获利数额连高利转贷罪的立案追诉标准都达不到而可能不构成犯罪,但有可能给银行带来1000万的损失,第二种情况虽然获利数额较高,但给银行带来的损失却只有100万。有人会说,第一种情况可以通过骗取贷款罪来惩处。这不失为一条解决这一困难的路径。但需要注意的是,骗取贷款罪是《刑法修正案(六)》增设的罪名,时间是2006年,而高利转贷罪是97年刑法确定的罪名,当时的立法者是不可能想到用骗取贷款罪来惩处类似行为的。况且,骗取贷款罪设立的初衷,也并不是为了解决上述矛盾,而是为了规制司法实践中因非法占有目的证明的困难,无法以贷款诈骗罪定罪的犯罪行为。因此,笔者认为,本罪在立法上可能存在一定问题。

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应对高利转贷罪侵犯的客体的内涵重新解释,以更好地划分犯罪圈

为了保持稳定性及公民对自身行为的可期待性,法律不能朝令夕改,在这一背景下,如何解决因立法问题而造成的司法实践矛盾则显得尤其重要。如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很可能会出现本应科以刑罚的行为人逃脱制裁,而并无处刑必要的行为人却身陷囹圄。法律的生命在于解释,要解决这一问题,笔者认为应当从解释本罪的客体入手。刑法理论和司法实务的通说认为,高利转贷罪侵犯的客体侧重于国家对信贷资金的发放及利率管理秩序。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民间借贷的盛行,本罪客体的内涵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1、高利转贷罪侵犯的客体不应当再包括国家对利率的管理秩序

从裁判文书网搜索到的案例来看,高利转贷罪所谓的高利,并不要求必须超过国家予以保护的利率上限(过去是四倍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现在是年利率24%,体现了国家对民间借贷利率高于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有一定容忍度),而是只要高于从金融机构贷款所约定的利率即可。也就是说,正常借贷情况下,利率只要在上述范围内,国家本来是予以保护的,但如果借贷的资金来源于套取金融机构获得的信贷资金,刑法就不允许行为人以此牟利。但是,利率高于金融机构贷款利率,低于年利率24%时,很难说对利率管理秩序有多大的危害。如此规定,与其说是为了保护利率秩序,不如说是为了保护银行的经营利益。其实,自从2019年10月《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施行后,以放贷为业的情况应当会得到一定遏制,相应地,通过将金融机构信贷资金转贷牟利的情况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因此,无论是从司法实践中对利率的保护角度,还是从保护银行经营利益的角度,都没有必要将利率秩序作为本罪的客体。

2、从本罪与骗取贷款罪的发展历程来看,立法者对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的涉贷款类犯罪所侵犯客体的认识出现了变化

在改革开放以前,由于信贷的高度计划性和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金融活动中一般转贷行为很少,其危害性也不严重。[1]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开始逐渐占据主导地位,随着国民经济的高度发展以及扩大再生产的需要,出现了信贷资金紧张的情况。一些不法分子利用刑法上的这种漏洞,大肆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并高利转贷他人,从中谋取暴利,严重影响了我国金融秩序的稳定,所以许多学者主张在刑法中增设滥用贷款的犯罪。[2]高利转贷罪应运而生,规定在了97年刑法中。随后,在2006年的《刑法修正案(六)》中,又增设了骗取贷款罪,作为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之一,与高利转贷罪(第一百七十五条)同处一条,都属于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一节。从骗取贷款罪的罪状描述来看,立法者对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的涉贷款类犯罪的客体的认识应该是出现了一些变化。在骗取贷款罪的认定中,是否给银行等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成为区分罪与非罪的决定性因素[3],而不像高利转贷罪,将“违法所得数额”作为定罪处刑的标准。我们可以合理推测,立法者之所以作出这样的改变,意味着立法者认识到,对于此类犯罪而言,给金融机构造成信贷资金损失的大小才能更好地体现对金融管理秩序的侵害程度。秩序是抽象的,对于客体是某种秩序的犯罪来讲,对秩序的侵害一定会由某种具体的行为或者结果展现出来。具体到高利转贷罪,诚然,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的行为其实已经侵犯了国家对信贷资金的发放秩序,但是,立法者担心的并不是侵害信贷资金发放秩序本身,而是侵害发放秩序可能造成金融机构信贷资金损失的结果,这其实也与本罪的立法本意相符。

综上,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宜将高利转贷罪侵犯的客体解释为国家信贷资金的发放秩序,这一秩序具体体现在金融机构信贷资金的损失。

三、结语

就本案来说,从传统观点看,被告人套取银行信贷资金的行为以及转贷行为都已实施完成,并且也已经获得了数额较大的利益,对银行信贷资金的发放秩序及利率管理秩序已经造成侵害,构成高利转贷罪。但是,根据上文分析,在案发前,被告人已经全额归还了本息,被害银行并未有任何损失,被告人之前所实施的行为侵害的社会关系已经修复,笔者认为,不宜认定为犯罪。

注释:

[1]刘宪权.金融犯罪刑法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第235页.

[2]周威坤.涉贷款犯罪的刑法规制——贷款诈骗罪、骗取贷款罪、高利转贷罪比较研究,载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第22卷第1期,第88页.

[3]虽然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将以欺骗手段取得贷款,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的也认定为骗取贷款罪,但此标准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均存在争议,并且,从罪状表述看,重大损失无疑是立法者更看重的损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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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靖晟,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联席合伙人,重大疑难争议解决团队成员,曾任北京某法院刑庭法官,辞去公职后进入某银行总部承担内部监察工作,擅长职务犯罪、经济犯罪及疑难复杂刑民行交叉案件的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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