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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爽爽:家族信托的初探

发布日期:2020-01-02

现代家族信托起源于英美19世纪末经济繁荣,财富急剧积累的时代,为了实现财富的传承,各种家族信托被大量设立。百年时间过去,许多富豪家族借助信托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和多次经济萧条之后依然成功完成了财富传承。而信托也在20世纪下半叶西方新一轮经济发展大潮中得到发展完善。我国现在许多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创业者也进入暮年,亟需完成代际之间的财富和公司控制权传承。依据海外经验,我国家族信托未来将迎来广阔的前景。

 

什么是信托?什么是家族信托?


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信托关键在于通过设立信托让委托人的标的财物独立出来,交到受托人手里,受托人依据信托条款服务于受益人。与传统典型合同关系不同,信托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合同的相对性,建立了一个包括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三方的契约关系。同时也打破了所有权的绝对性,拥有标的物所有权的受托人必须为受益人管理标的物,英美法里甚至认为受托人和受益人均具有标的物所有权,而拥有所有权的受托人和受益人又必须受到不具有所有权的委托人设立的信托条款的制约,可见信托不同于典型的合同行为和典型的物权行为。事实上,信托的起源正是为了规避财产继承、土地流转等方面的法律限制逐渐发展起来的,可以说,信托一直在探寻法律意思自治的边界。

信托核心的法律关系是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之间的关系。委托人和受益人、受托人和受益人可以相同,只是不允许在信托受益人和受托人均唯一的时候两者依然为同一人。由于英美法承认多重所有权而大陆法坚持一物一权,因此英美法和大陆法对于受益人和受托人权利定义不同,英美法认为,受托人拥有普通法意义上的所有权,而受益人拥有衡平法意义上的所有权。而大陆法一般认为,受托人拥有所有权,而受益人享有的是债权请求权。我国目前的《信托法》似乎有意回避了对受托人、受益人权利定性的问题,只是简单规定了标的财物委托给受托人,同时标的财物独立于委托人,但却给予了委托人比较大的权利。在目前我国信托多为委托人受益人相同的自益信托下,这一问题并没有引来实践中太多争议,但是随着信托的发展,权利的明确势在必行。

家族信托作为一种信托产品,其目的是为了实现家族财富的管理、传承和保护。家族信托作为信托关系中的一种,主要涉及到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三方主体间的关系,其中受托人大部分为信托机构,在中国目前仅有信托机构,委托人多为个人或一个家族,受益人一般为包括委托人在内的本家族成员,家族信托的主要目的是实现财富传承,可见受益人受益权的实现是家族信托的终极目标。

家族信托相比传统继承方式的优势有哪些?

目前国内许多机构宣传重点在于强调信托具有隔离税务和债务的功能,但这两个功能在我国现行制度下不如海外明显,也并非家族信托最大的优势。家族信托的核心目的是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实现财富的传递,设计信托应当考虑到对个人资产与家族企业资产的隔离、金融资产与非金融资产的隔离、破产隔离、资产保密与隐私、家族成员的婚变风险对资产分割的冲击、家族成员的不孝与挥霍等问题的长久应对。

首先,信托可以让家族财富在继承人不愿或者不能管理时得到妥善的管理。委托人不幸死亡时,继承人可能还不具有相应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无法对财富进行管理。或者传递下来的财富中包括大量公司股权,继承人又缺乏相应的管理公司的能力和意愿。此时通过信托设立委托具有管理能力的受托人进行管理,继承人作为受益人获得受益,可以在让受益人持续获得财富的同时,公司也得到更好的经营。另外,信托继承甚至可以在一些情况下将尚未出生的人设立为受益人,比如委托人在信托中规定标的财物用于未来可能出生的孙子后代的教育费用、生活费等。

其次,信托可以设定特定条款,防止继承人的不孝与挥霍行为。相比传统合同法和继承法,信托继承拥有更大的灵活性,其中一个重要体现就是遗嘱信托的委托人在设立信托时可以设定条款约束受益人对财产的使用,这一约束即使在委托人死后依然生效,即英美法所谓“死亡之手”。通过设立信托,继承人不会因为一次性获得大笔财产而在短时间内挥霍完全部财产,也可以设立在一些条款,在不孝或者挥霍行为下剥夺受益人受益资格的权利,防止家族财富的外流。

信托还可以用于财务隔离,减少在家庭财富问题发生危机时刻的损失。因为信托隔离资产的特点,委托人可以设立一些特定目的信托基金,比如针对受益人受教育费用设立特定信托基金。受益人离婚时,由于信托财富隔离与受益人财富之外,因此也不会作为家庭财产被分割,持有许多公司股权的公司控制人,也可以把自己的股权用信托的方式隔离出来,从而防止因为离婚的财产分割影响公司治理。在家庭有多个子女的情况下,也可以将全部股权作为整体以信托形式交给负责接班的特定子女进行管理,同时把所有子女都设计为受益人,在股权不分割的情况下实现传承,防止出现多个子女争夺公司控制权。对于公务员等特殊群体,家族信托甚至也有利于避免腐败问题,西方国家许多政客担任公职之后,会设立一个自己无权管理无权过问的“盲目信托”,既避免了公司无人管理,也降低了公器私用、以权谋私的可能性。

最后,信托也会对意定监护的落地带来积极的影响,我国新《民法总则》虽然已经确定意定监护,但意定监护的实际操作依然存在明显困难。实践中,被监护人希望得到监护人的照顾,意定监护人也往往希望能在尽到监护职责之后获得被监护人的遗产作为回报,但监护人会担心遗嘱的撤销,被监护人则担心监护人未尽到照顾义务。此时可以通过设定一项不可撤销的信托,消除监护人的担心,同时在信托中约定监护人成为信托受益人必须要尽到的义务,从而消除被监护人的疑虑。同时,作为信托受益人,要比监护人作为继承人面临更少的遗产纠纷,通过信托能更好地依据委托人意愿实现财富传承。

海外非常繁荣的家族信托

为何在内地目前并未受到热捧?


虽然家族信托传承拥有诸多传统模式没有的优势,且在海外非常流行(有人估计,香港一半的富豪通过家族信托形式进行财富传承),但在我国目前依然处于起步阶段,采用者寥寥,究其原因,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缺乏经济利益上的必要性,西方家族信托设立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税收优惠和避开复杂且暴露财产隐私的遗产检视程序,我国则没有相关法律制度。直接通过遗嘱或者法定继承也并不会对财产数额和隐私带来太多负面影响。同时我国经济发展和财富积累时间相对西方来说较为短暂,没有像英美国家一样需要将家族财富借助信托形式传递百年。

在法律层面上,相比于继承法,我国家族信托的法律条文和司法判例十分缺乏。《信托部关于加强规范资管业务过渡期内信托监管工作的通知》(信托函【2018】37号)中首次提到家族信托的概念、设立目的、受益人范围及家族信托财产的最低标准等内容。由于我国《信托法》中用“委托”的表述避开了受托人是否具有所有权的法律定性,这也让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显得更加模糊。一方面,在不承认双重所有权的前提下,受益人面对受托人,可能无法像英美法一样主张物权,而只能主张债权,增加了权利行使的难度;另外一方面,受托人也没有明确享有标的物的物权,受托人在处分和管理标的物时,同样存在权利义务边界模糊的困难;而如果信托不能明确将标的物所有权整体转移给受托人,委托人和标的财产能否实现实质隔离也是一个法律上的疑点。另外,对于信托公司登记公示制度和登记对第三人的效力问题,我国相关法律同样缺乏明确规范。现行法律制度下,通过家族信托来传递财富的委托人和受益人将可能面临一系列不确定的法律风险,最后反而影响了财富的传承。

观念层面上,我国传统子承父业的观念,让富豪本人和家族都难以接受通过信托把财富所有权转移给受托人的做法。信托设立后,后代无法直接控制家族财富,只能作为受益人向受托人依据信托条款主张权利,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高度的“信义”是信托的关键,而在信托法律不健全的情况下,如何维持受托人的信义,甚至在委托人死亡之后受托人依然能尽到信义责任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于是在当下家族信托的宣传中,避税避债成为迎合市场需要重要卖点,也让不少人对于家族信托合规实现财富传承,最大限度保护委托人意思自治的本意缺乏正确认识,进一步影响了家族信托在国内的健康发展。

我国家族信托发展现状如何?

未来亟待解决的法律问题是什么?


我国目前信托方面的法律只有一部《信托法》,相关监管文件也很少,家族信托内容一般都不会对外公开(网上流传的许多富豪的信托内容真假难辨),由于家族信托引起的司法案件纠纷也很稀少,因此对于我国目前家族信托设立现状和司法部门的态度暂时难以窥得全貌。

目前,大陆市场上比较常见的接近家族信托的解决方案提供者,一类是私人银行,一类是保险公司。但在实践中,这两种方案提供者都存在诸多对家族信托的误读和夸大。大部分人寿保险公司还停留在竭力开发和宣导保险本身的传承和资产隔离功能,其中不乏误导市场和误读法规的部分;少数走在创新前列的人寿保险公司推出了保险金信托业务,先承保成立保险合同,投保人以保险合同的保险金为信托财产,成立保险金信托,制定在时间、受益人范围和条件上更具灵活性的分配方案,从而实现信托在按意愿分配这一端的部分功能。与此同时,市场上也出现了对保险金信托功能的夸大,尤其是在资产避险隔离这个方面。

保险本身也存在保险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多方关系。于是部分保险公司推进了保险业务和家族信托结构的融合,推出了由信托公司担任投保人的业务。该模式具备了资产隔离的基本架构,但是否能真正成为信托,还要具体到信托结构中当事各方的设计、信托本身的属性、各种权利义务的安排。其他私人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信托业务除了目标客户、产品的不同之外,并没有信托结构上的本质区别。

为降低法律相关风险,在信托领域亟需完善有关立法。首先是明确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三方分别的权利义务性质,将《信托法》立法中回避或未明确的问题加以明确。其次是明确信托登记内容和信托登记对第三方的效力问题。最后是针对信托意思自治边界限制的细化,比如限制挥霍条款是否有效,比如哪些情况下受益人可以提前终止信托,哪些情况下受托人可以主动辞去受托人义务等等。随着家族信托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逐渐健全,未来规范化的家族信托将更加充分地发挥其优势,推进财富有效、合理传承的同时,实现和谐分配和风险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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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爽爽,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金融投资并购部主任,集团金融业务中心秘书长。陈爽爽律师毕业于山东大学本科、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现有律师资格证、证券从业资格证、会计资格证等。擅长领域:投融资并购、保险、信托及资本市场。主要提供的法律服务包括:交易架构的设计、公司治理机构的完善、尽职调查、出具法律意见、股权激励等。陈爽爽律师执业以来为保险公司、信托公司、基金公司、P2P公司及其他金融机构、国企或央企提供非诉法律业务与商事诉讼,获得了客户一致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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