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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在航:污染环境罪的教义学反思

发布日期:2019-12-09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国家层面对环境保护的日益重视,提升了司法实践对污染环境罪的响应程度。97刑法中已然诞生了污染环境罪,但本罪的追诉标准在司法机关看来,并不够明确,缺乏实际的可操作性。2016年两高联合颁布法释〔2016〕29号《环境污染解释》,明确了14种环境污染刑事犯罪类型,此后,以该解释为依据,对涉嫌“污染环境罪”的行为,各地公安司法机关明显加强了惩戒力度,该类案件数量呈现指数增长。司法解释可以为办案机关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明确指引,提高了诉讼效率。但司法解释与法律具有同等效力,司法实证必然会极大压缩刑法条文的解释空间,刑法语义相对不确定的减少难以灵活适应社会发展,极易导致罪刑失衡。我们赖以生存的周边环境,当然属于刑法需要保护的法益。污染环境罪的罪状不仅具有一般法定犯的惯常表述,更蕴含了具体的环境法益,可以称之为不纯正的法定犯。法益要素的存在,使得对污染环境罪实质限缩的维度有所增加,而不限于行政要素。尽管刑罚能产生很强的震慑,有利于强化积极一般预防的效果,但在社会关系的调节过程中,仍然要坚守刑罚的最后手段性,避免刑罚沦为单纯进行社会治理的工具。

一、“国家规定”的解释边界和体系定位


 1、解释边界 


“国家规定”属于绝大多数行政犯在刑法条文中的前置表述,从大众普遍认知来看,法律和行政法规当然属于“国家规定”的应有之义,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国务院组成部门及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直属机构所发布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能否被打包放置于“国家规定”的筐子里呢?


根据《刑法》第96条,除了法律和行政法规之外,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决定和国务院规定的行政措施、发布的决定和命令都是刑法意义上的“国家规定”。2011年4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准确理解和适用刑法中“国家规定”的有关问题的通知》指出,刑法中的“国家规定”仅限于:法律、行政法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决定和国务院制定的规范性文件。除此之外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都不能称之为“国家规定”。


 2、体系定位 


“构成要件是刑罚法规规定的行为类型,其具体内容是通过刑罚法规的解释决定的。因此,构成要件并不一定等同于刑罚法规的文言。”换句话说,构成要件具有一般化、类型化的特征,能够指导对犯罪类型进行识别,其并非刑法条文的机械适用,而是需要解释者进行概括和提炼。


《德国刑法》第324条第1款规定:在“无权限”的前提下,行为人对水域性质造成有害改变的,处自由刑或者罚金。其中的“无权限”虽然是基本罪状明文描述的特征,但不是构成要件要素。因为污染水域的行为本身就侵害了法益,应视为典型的不法类型。所以,“无权限”的要素只是表明,如果污染水域的行为是基于官方的许可,则具有正当化的可能性,可以阻却违法。此处的“无权限”和我国刑法中的“违反国家规定”具有异曲同工之处,也是大多数行政犯的前置要件,都可以评价为行为没有得到官方的授权许可。然而行为是否得到许可,已经超越了行为本身的意蕴,是在行为之外进行评价。因此“违反国家规定”这一形式的行政要素,并非构成要件要素所能容纳,而应当放置于违法性判断的阶层,从法益角度来衡量行为是否具有形式违法性和实质违法性。这似乎说明,在污染环境罪的规范构造中,抽象的行政管理秩序虽不是真正的法益,但仍可以成为违法阻却事由,限缩行政犯的入罪空间。相对于自然犯的纯粹实质法益,“违反国家规定”的前置要件塑造了行政犯犯罪构成的双重限缩。


二、排放、倾倒、处置的位阶关系


排放和倾倒有明确的意象,属于较为具体的动词。而处置究竟是和排放、倾倒处于同一位阶呈现并列关系的具体动词,还是处于更高的位阶、可以涵摄排放和倾倒的更为一般的动词?这是值得推敲的。通常认为,排放和倾倒侧重于狭义的内涵描述,处置更偏向于广义的外延扩张。


由《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第31条可知,“处置”有很多形式,诸如蒸馏、沉淀、过滤、焚烧、煅烧、裂解、中和、消毒以及其他改变危险废物物理、生化特性的方法,都可以称之为“处置”。语词的内涵和外延是反比例关系,越是蕴含具体意义,在涵盖范围上就越是限缩。从生活经验的维度来考虑,除了以上罗列的化学术语,很多具体处理方式,都可以评价为“处置”。这是一个具有内在张力,更为不确定,也更为抽象广义的语词。排放、倾倒当然也可以评价为处置的具体形式,将“处置”解释为对物品的实质化处理,至多属于扩大解释,没有超出文义射程,符合罪刑法定。“处置”这一语词为众多与排放、倾倒类似的行为预留了解释空间,展现了刑法条文的内在生命力,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立法的前瞻性和技术性。


从“排放、倾倒、处置”整体来看,可以归属于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按照体系解释和同类解释的方法,尽管“处置”外延广泛,但只有文义类似于排放或者倾倒的动词,才可以被评价为污染环境罪构成要件中的行为。社会现象五彩斑斓,多样的表现形态可能难以被抽象概念所涵摄,故而类型建构的价值尽管有限,但仍有助于认识法秩序的内在逻辑。可以说,“处置”处于更高的位阶,是可以涵摄“排放”和“倾倒”的更为一般的动词,但三者仍然属于同一类型。


三、“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的评价标准


对于“放射性”和“传染病病原体”的认定,可以遵循客观既定标准,二者应当归类于记述的构成要件要素,无需进行价值判断,司法实践中也容易把握。然而对于“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的认定,尽管有2016年“两高《环境污染解释》”可资参考,实践中也仍有可能出现标准尺度不一致的情况。


此案例参见新乐市人民法院(2013)新刑公初字第142号 :杨某从事废旧塑料加工,公安机关在其加工点现场查获290斤尚未处置的一次性输液器等医疗废物。法院仅依据一级水源保护区范围内出现了290斤医疗废弃物这一表面事实,却没有分析是否对环境法益造成实质损害,遽以认定为污染环境罪。严格来说,290吨尚未处置的破碎医疗废物,并不完全等同于构成要件要素中严重污染环境的有毒有害物质。是否有毒有害,需要规范的价值判断。从直观感觉而言,医疗废物很容易让人产生有毒有害的印象。但凡事不能一概而论,直观感觉需要客观理性的支持,知性和理性应相互印证,才能成为真正的信念。《医疗废物分类名录》区分了5类医疗废物,其中的损伤性废物是指医用针、解剖刀、手术刀、玻璃试管等能够刺伤或割伤人体的废弃医用锐器。对于这类损伤性废物,主要危险在于对人体的伤害,并不必然对环境造成污染。一次性输液器这样的医疗废弃物,除了针头容易对人体产生损伤外,还要考虑所输液体的理化性质。对于某些化疗用液体,渗透地表后确实会产生不良后果。但如果输液器仅仅是用于治疗普通的感冒发烧,残余液体不过是加了抗生素的生理盐水,即使渗入地下,又何谈污染?刑事处罚涉及对重大法益的剥夺,应当慎之又慎。为了实现看得见的正义,必须始终贯彻“疑罪从无”的原则。本案中的290公斤医疗废物,到底含有多少真正对环境有毒有害的物质,仍是一个疑问,定罪标准显然没有达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的刑事案件证明标准。


污染环境罪保护的实际法益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周边环境,从法益受损的角度来看,“有毒物质或者有害物质”只有具备对环境造成破坏的可能性,才能够被评价为构成要件要素,进入刑法的视野。否则,单纯为了追求高效的社会治理效果,试图将所有违法行为以刑法一网打尽,那么在解释论上会出现难以被接受的不当扩大甚至违反罪刑法定的类推解释。“有毒有害物质”的认定,更不能仅凭司法工作人员的主观臆断,而应当在环评专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的基础上,充分论证全案证据,对是否以及造成了多大程度的环境破坏进行客观准确评价。


四、“严重污染环境”的功能界分


“严重污染环境”属于污染环境罪的情节要素,阶层犯罪体系中应当定位于违法性的阶层,是实质的法益衡量,这也奠定了本罪属于结果犯的基调。必须出现环境受到严重污染的实际后果,才可能构成本罪。坚守刑法教义学立场,不能仅仅因为存在环境受污染的可能性,就把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危险行为予以入罪。行为人实行了符合污染环境罪构成要件的行为,即排放、倾倒、处置了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那么在违法性判断的阶层,要进一步衡量行为是否具有最终的实质违法性。从刑法表述来看,要求法益受损必须达到严重的程度,才可以认为构成实质违法。因此,在三阶层犯罪体系的视域中,没有达到“严重污染环境”的程度,行为即具备了违法阻却事由,不构成犯罪。从这个意义上说,“严重污染环境”属于入罪标准,而非既遂标准。


有观点认为“严重污染环境”属于犯罪既遂标准,在传统四要件耦合式犯罪体系中,即使行为没有达到严重污染环境的程度,考虑修正的构成要件,也仍然存在成立犯罪未遂的余地。经检索发现,司法实践中也存在将没有造成实际危害结果的处置危险废物行为认定为犯罪未遂的情况。


在湖南省衡山县人民检察院诉被告人彭某、张某污染环境一案中(参见衡山县人民法院(2017)湘0423刑初8号判决书),衡山县人民法院查明的事实是:彭某某、张某某明知废液对环境有污染,在经济利诱之下,仍然将大量废液放置在张某某工厂内。2016年5月2日,衡山县公安局民警在张某某的工厂内扣押蓝色密封塑料桶428个,储油罐4个,并于当日运往湖南衡兴环保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进行收集、暂存,等湖南省环保厅指示集中销毁。分析本案事实:行为人并没有实现“严重污染环境”的危害结果,仅仅是存在储存保管废液的事实,应当认为是犯罪的预备。预备和未遂都属于犯罪未完成形态,关键的区别在于:从“心理责任论”出发,未遂的标准是“欲达目的而不能”,且未遂要求行为已经对法益产生现实、紧迫的危险,只是由于外界因素的干扰,犯罪行为被迫终止。犯罪预备只是为犯罪行为准备工具、制造条件,在时间上甚至可以延续数年,不具有法益受损的现实紧迫性。彭某、张某污染环境一案中,储存保管废液的行为同样可以延续数年,不应认定为未遂。退一步讲,即使把储存保管废液的行为也评价为“处置”,认为其符合构成要件,在形式上构成违法。但在实质违法性的层面,并未实现环境法益受损,不能认定为犯罪。


笔者认为,“严重污染环境”并非仅具有语感意义,将其定位于既遂标准的观点不当扩大了污染环境罪的处罚范围,极易导致刑法对社会生活的过度干预,存在罪刑擅断的风险,违背立法本意。诚然,目前国内的环境保护形势不容乐观,民众的环保意识还亟待加强。从功利主义的角度而言,动用刑罚来增强威慑力和影响力,短时间内就会有较为明显的效果。但从长远来看,“罪刑法定是刑事政策不可逾越的藩篱”,欠缺法益限缩的刑罚,必将失去公正的底色,有悖于法治国保障人权的基本原则。


五、结束语


在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的表述中,污染环境罪既具有常见法定犯“违反国家规定”的表面形式,又存在“严重污染环境”的实质法益,可以称之为不纯正的法定犯。对于破坏环境法益的行为,刑法绝不能坐视不理。但在我国当下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二元并存的惩戒机制下,更应贯彻刑法谦抑性原则,能用行政手段解决的问题,不应再动用刑罚。刑事法网应当是严而不厉,而不是动辄则咎。另外,随着社会的发展,“法益”的内涵和外延都在不断发生改变,“环境”的概念也会演化拓展。向电磁环境释放的通信干扰、雷达干扰及其他无线电干扰,虽然一定程度上具有暂时性和可恢复性,但不能否认对干扰范围内造成的影响。这样的行为能否被评价为污染环境,我们周围看不见的电磁环境能否被解释为污染环境罪中的“环境”,都是值得考虑、研究的问题。


考察比较刑法第288条规定的“扰乱无线电通讯管理秩序罪”和338条规定的“污染环境罪”,前罪的构成要件是情节严重,后罪的构成要件是后果严重。而两罪的量刑也极为类似,仅仅有一个是否可选管制的差别。这可能说明立法者早已认为两罪存在实质法益竞合,并预留了充分的解释空间。犯罪后果严重与否更依赖于客观认定,而对犯罪情节的评价却是一个主观判断。据此,无论是基于目的解释还是体系解释,对于是否构成污染环境罪,在尚未出现实害结果时,应慎重把握。尽管迟来的正义是非正义,但绝非意味着为了效率可以舍弃正义。


姜在航,国防科技大学军事学学士,山东德衡(西海岸)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主要业务领域民商事争议解决,合同纠纷,公司治理,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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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控人:王海军 政府事务业务中心副总监、环保事务专业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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