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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远、郑俊炜:认缴制下出资责任的加速到期 ──以执行中出资期限未至股东的追加为视角

发布日期:2019-03-05



一、问题的提出


公司法2013年修正后,注册资本认缴制赋予了股东自由约定出资期限的期限利益,实践中大量公司约定了超过二十年的出资期限。与此同时,债权人在取得对公司的胜诉判决或仲裁裁决后而公司暂无财产可供执行时又往往面临着股东追加中出资期限未界至的困境。


与此同时,立法层面并未对此困境给出明确答案。公司法第三条规定股东对公司的责任范围以“认缴的出资额为限”(股份有限公司中以认购的股份为限),并未以出资期限界至为前提;公司法解释三第十三条明确公司债权人得请求对“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其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但并未明确未出资股东在出资期限未界至时是否属于未履行出资义务;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最高院执行中变更追加规定”)第十七条也明确债权人得以追加“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为被执行人,但是对于出资期限问题同样未做说明。


因此本文将结合司法实践探讨以下问题:在执行阶段,债权人能否要求出资期限未至的未出资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补充责任,同时在执行过程中哪些因素将会使股东丧失出资期限的保护。


二、问题的分析


对于出资期限未至的股东追加问题,当前主要的意见分为三种,包括如下:


(一)肯定说──可以在执行过程中追加


首先,公司法第三条中股东对公司的出资责任并未规定以出资期限界至为前提,而最高院执行中变更追加规定中的缴纳并未要求以出资期限界至为前置要件;第二,出资期限作为内部约定并不能够对抗债权人,记载于章程的出资期限实为公司与股东间约定,可以视为是公司给予股东的期限利益,但债权人并未与股东作出过类似约定;第三,强调只有在破产情景下才能实现出资加速到期的主张将降低各方的经济效益,该主张等同于“逼迫债权人提起破产”,既大大提高债权人的各方面救济成本,又使得公司直接面临破产的境地。


(二)否定说──仅能在破产程序中加速到期


首先,并无法律明文规定出资期限未界至时股东亦需要向债权人承担责任,而从法院指导意见层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商事审判工作中的若干具体问题》(2015)明确债权人应当申请债务人破产,进入破产程序后再实现加速到期,甚至山东高院民二庭在《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的若干问题的解答》(2018)中对非破产情境中债权人要求出资期限未界至股东的提前出资的请求予以明确否决;其次,公司股东的出资期限经过公示,债权人若对此明知(或应知)而与之交易应当承担在非破产情境下股东出资期限未至的不利风险;第三,债权人可以通过破产程序剥夺债务人的期限利益,股东也不会轻易直接陷入到与债权人的加速到期诉讼中,由此可以维护法律关系的稳定性而破产程序也更能保证债权人间的公平受偿。


(三)折衷说──加速到期仅适用于特定情形


折衷说下,债务人只有在满足特定条件时才能够适用加速到期。


首先,债务人已经丧失了持续性偿债能力。持续性偿债能力丧失的标准低于破产法中所规定的“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虽然两种情况都要求公司未清偿到期债务,但部分出资虽期限未至却仍作为应收资本属于公司资产的一部分,因此公司的资产可能清偿全部债务。同时持续性偿债能力更侧重考量债务时限与出资期限的差异,若出资期限远远长于债务的清偿期限,即公司将长期缺乏可支配净资产清偿债务时即可视为持续性偿债能力的丧失。


其次,债权人主观情况是重要考虑因素。根据债权形成的原因可分为自愿债权与非自愿债权,如基于侵权行为导致的债权即为非自愿债权,该种情况下债权人对于出资期限几乎没有预先知晓的可能,因此非自愿债权人更应受到加速到期制度的保护。而就债权人对于出资期限是否明知(应知)可划分为知情债权人与非知情债权人,《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规定股东出资期限为必须公示的事项之一,若债权人对于该公示事项明知(或应知),即债权人对于交易相对方的资产与出资情况已有了解从而作出相应的商业决策时,股东的期限利益的剥夺正当性将会被明显弱化。


第三,股东对出资期限的滥用同样是加速到期的重要考虑因素,股东主观过错为期限滥用认定的关键。出资期限作为股东与公司约定的内部条件,部分情况下是股东基于公司运营发展而作出的合理预期,而部分情况下也会成为股东滥用期限利益逃避非破产情境下公司责任的“巧妙”设计。若股东以其实际行为表明其存在利用公司资本信用攫取不当利益的重大可能时,应当适用加速到期的制度,在实践中的股东过错认定将在下文展开分析。


三、司法实践情况


在司法实践中,三种学说都在判决中有所体现。在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商事审判工作中的若干具体问题》公布后,否定说在司法实践中得到了更加高的支持[1]。但是该解释中表明的态度仅仅是“倾向于”,而且该解释系由时任最高院民二庭庭长公布,能否代表最高院整体的意见也尚未明确,肯定说仍然有相当的支持者[2]。同时折衷说因其合理的区分条件在实践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3]。在以上三种学说各有支持者的情况下,笔者从相关的判例中初步总结了以下的共同点。


首先,公司股东主动公示出资期限有利于维护其期限利益。在诸多支持否定说的判决中,法官在判决中都会强调的关键点为出资期限可以通过公示系统获得,即虽然章程中的出资期限并无约束债权人的当然效力,但债权人在此情境下已有相关信息作出合理商业风险预估的事实无法否认。但是如果股东并未依照要求公示出资期限,此时债权人显然无法预见超长出资期限对应的风险,此时应当结合股东的实际情况作更严格的审查。


其次,法院根据债权人的自身特定也表现出一定的倾向性。如果债权人系公司员工,债权形成于公司延期支付的工资,此时法院倾向于剥夺公司股东的期限利益,因为劳动关系中员工并无相对平等的议价地位,更无从谈起对出资期限风险的合理预期[4]。如果债权人系被侵权人,则对于该债权的形成债权人几乎无预见的可能性,此时股东期限利益的保护正当性将会大大削弱,因此在侵权案件中股东的期限利益将更加容易被剥夺[5]


再次,股东是否存在滥用出资期限的恶意是审查的重点,部分支持否定论的法官也将恶意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情况列为可以剥夺股东利益的一种情形[6],但是如何此处恶意的认定标准并未达成统一的共识。


恶意的一种典型情况是在债务形成后股东主动修改章程推迟出资期限,在此情况下股东利用章程的内部约定恶意逃避本应履行的出资义务,因此可以视为“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7],也有部分判决同时援引诚信原则予以说明[8]


而在分期出资的情况下,将会结合之前的实际出资情况对股东是否具有滥用的恶意进行认定。如果股东在已迟延履行首期的情况下,因其已经违反了认缴的出资承诺,因此后期的出资期限利益也将更加容易为剥夺。[9]


此外对外负债与实缴资本的比例也是一个考虑因素。若公司的对外负债为实缴资本(或实际资本)的数十倍,而股东此时依旧主张期限利益不予积极认缴,已经可以表明其利用公司人格经营其事业的诚意欠缺,存在着利用认缴制度将风险外化给公司债权人的恶意。[10]


四、结论与建议


结合前文的分析,就执行中出资期限未至的股东追加有以下初步结论。


首先,因无狭义法律层面的明确规定,各地司法实践仍有明显的分歧,股东追加存在明显的不确定性与地域性,因此管辖法院的选择成为了执行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考量。


其次,股东的追加需要充分结合债权的特点,对于因侵权或劳务关系形成的债权应当强调债权的非自愿特点与隶属关系特点,以弱化股东出资期限利益保护的正当性。


再次,要特别注重审查公司的相关工商档案与记录,确认是否存在滥用出资期限逃避债务的主观恶意,同时也可考虑依据资本显著不足的特征主张法人人格否认。


注释

[1] 可参见(2017)京0118执异153号、(2018)宁民终106号、(2018)陕0423民初20号、(2017)京0108执异498号、(2017)闽01执异5号、(2018)京01执异43号、(2018)川0603执异4号、(2018)川0108执异43号、(2018)川0108执异1号、(2017)京01民初253号、(2018)苏0281执异6号与(2018)苏0508执异4号。

[2]可参见(2018)黔0112执异16号、(2018)黑1102执异41号、(2018)黔0112执异19号、(2018)沪03执异2号、(2018)黔0112执异25号、(2018)沪03执异2号、(2018)黑1102执异39号、(2018)黔0112执异10号、(2017)苏0583执异65号、(2017)湘04执异65号与(2017)闽0111执异17号。

[3] 可参见(2017)陕01民初1073号、(2017)京01民初255号、(2017)京0108民初52726号、(2016)粤0604民初10103号与(2017)京0108执异47号。

[4] 对于该问题,不同省份间甚至同一省内的裁判思路都呈现了明显分歧:对股东出资期限利益予以剥夺的案例包括(2018)粤2071执异109号、(2017)闽0111执异17号、(2018)黑1102执异33、35、36、39、40、41号、(2017)新01民终3792号;对股东出资期限利益予以保护的案例包括(2018)粤0113执异38号,(2017)粤0113执异103号,(2018)粤0305执异151、153-162、166-170号,(2018)粤0111执异79号,(2017)辽0103执异474号,(2018)川0191执异259-261号与(2018)川0107执异111号。

[5] 可参加(2018)粤01执异694号与(2018)辽01民终8372号判决,两案中股东出资期限利益都被剥夺。

[6] (2017)京01民初255号判决正文载有:“在无证据显示股东存在欺诈或者其他恶意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情形下,直接要求股东加速认缴并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并不符合股东出资认缴制度的设立初衷。”此外(2017)陕01民初1073号判决正文中引用相同的表述。

[7] 可参见(2017)京0108民初52726号判决,该案中债务人股东通过修改章程将出资期限延后至2062年7月10日。

[8] 可参见(2016)粤0604民初10103号判决。

[9] 可参见(2016)苏01民终7556号判决。

[10]可参见(2014)普民二(商)初字第5182号判决,因该案二审过程中原告撤诉,因此未生效。同时该观点与法人否定情形中的资本显著不足存在一定的相似性,诉讼过程可以一并主张。



姚远,德衡律师集团高级合伙人、国际金融业务部主任,中国政法大学国际学院实务导师。姚远律师在外商投资、公司收购及兼并、股权私募投资、企业境外上市等方面拥有超过十年的工作经验,为众多领先的外国公司在中国的经营业务和投资项目提供法律服务,涉及机械制造、能源、医药、互联网、国际贸易等多个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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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俊炜,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郑俊炜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现于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仲裁与ADR业务团队工作,业务范围主要为商事争议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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