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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红亮:刑事被告人庭前阅卷权应当得到保障
发布日期:2020-11-19

徐红亮


德衡律师集团高级合伙人



01

问题的提出





2020年6月15日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由海口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王绍章等20人涉黑犯罪一案,指控罪名包括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寻衅滋事罪,故意毁坏财物罪,强迫交易罪,职务侵占罪和窝藏罪等。6月16日,庭审进入举证质证环节,辩护律师要求按法律规定“一证一质”,未获同意后申请审判长回避,后被审判长以“干扰法庭秩序”责令退出法庭。6月19日,海口中院发布通告称:该院认为,主审法官工作作风粗糙、缺乏耐心沟通,对律师不尊重。


《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第一审普通程序法庭调查规程(试行)》(以下称《规程》)第31条规定:对于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关键证据和控辩双方存在争议的证据,一般应当单独举证、质证,充分听取质证意见。对于控辩双方无异议的非关键性证据,举证方可以仅就证据的名称及其证明的事项作出说明,对方可以发表质证意见。可见,最高人民法院在起草《规程》时也注意到了这一问题,使用极为审慎的表述方式进行规定,即对单独举证的限定于“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关键证据”和“控辩双方存在争议的证据”,而且又限定于“一般应当”。


辩护人当庭据理力争的“一证一质”说到底是个证据问题,是程序问题,更是实体问题。不错,辩护律师庭前都会阅卷,所以说这种要求进行“一证一质”的方式大多情况下不是辩护律师的“一己私利”,相信大多数辩护律师有能力、有水平、有经验应对公诉人的综合举证、一并出示。那么被告人呢?事实上,辩护律师所争取实现的“一证一质”,往往是满足被告人的质证要求,被告人甚至要看给自己定罪的证据。辩护律师庭前阅卷,但被告人是没有庭前阅卷权的,也就是说按照法律规定,开庭前被告人是无法直接接触公诉机关据以指控被告人有罪的证据材料的。不可否认庭前被告人无法阅卷,才是海口中院发生“辩审冲突”的深层次原因所在。


如果被告人庭前阅卷,对证据有全面、细致的了解,没有要求“一证一质”的情况下,辩护律师完全有能力适用综合举证的庭审方式。关于因举证质证方式所引发的冲突,海口中院不是第一次,但根源上被告人庭前阅卷权的问题如果不能有效解决,这种冲突也肯定不是最后一次。


02

我国刑事诉讼中现有的阅卷制度




(一)现行法律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称《刑事诉讼法》)第40条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材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经人民法院许可,诉讼代理人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


现行刑事诉讼中,辩护人阅卷权依法得到保障,且近几年司法实践中辩护律师“阅卷难”的问题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善。除此之外,在刑事诉讼中诉讼代理人的阅卷存在一定的条件限制,即经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许可方阅卷,加入这一前置条件。但是有关被告人本人的庭前阅卷权,现行的《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只字未提。


(二)辩护律师可以核实证据


《刑事诉讼法》第39条第4款规定:“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了解案件有关情况,提供法律咨询等;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有关证据。”即从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辩护人可以核实证据。在司法实践中,这一渠道成为被告人了解案卷内容的“唯一窗口”,即辩护人阅卷之后,就案件证据的内容向被告人进行核实。


然而,从刑事辩护实践来看,辩护律师对这一条款在执行过程中认识不一,有人认为可以将证据给被告人阅看,毕竟这是核实证据所必要方式;也有人认为不能将证据给被告人看,极易引发被告人翻供,辩护律师面临极大的法律风险。此外,从证据内容来看,辩护律师向被告人核实证据的前提是辩护律师对证据的筛选,即辩护律师认为需要核实的证据,这一筛选的标准未必与被告人一致,这就存在另一个问题,被告人有异议的证据可能被错过、遗漏或者忽略。因此,无论从内容上还是形式上,这都无法理解为是被告人所享有的放庭前阅卷权。


03

被告人享有庭前阅卷权的正当性分析




(一)被告人庭前阅卷权是辩护权的应有之义


《刑事诉讼法》第14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依法享有的辩护权和其他诉讼权利。”根据这一规定,以辩护权为核心的被告人防御权利是被告人享有的最重要权利,并在此基础上延伸出多项具体的诉讼权利,如质证权、申请证人出庭、发表辩论意见权等。被告人庭前阅卷权的实现能够有助于被告人行使辩护权,真正参与法庭审理,与控方进行质证、辩护,以充分发挥诉讼主体的作用,从根本上履行辩护权。证据是控方指控被告人有罪以及罪轻或者罪重的“工具”,如果这种“工具”无法为被告人所认识并深入理解,则无疑是“盲人摸象”,无法有效实现被告人所享有的辩护权。


(二)被告人庭前阅卷权是以审判为中心的必然要求


2016年6月27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通过《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以审判为中心刑事诉讼改革要求“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证据裁判要求,没有证据不得认定犯罪事实”、“规范法庭调查程序,确保诉讼证据出示在法庭、案件事实查明在法庭。证明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罪轻或者罪重的证据,都应当在法庭上出示,依法保障控辩双方的质证权利。”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改革注重庭审、也更重视证据,证据是裁判的基础。被告人享有阅卷权才能够更好的发表对证据质证意见,有利于法庭以证据为基础查明事实真相。控辩双方在法律上是平等的,但在现实是不平等的,因为双方这种地位上的悬殊和承担诉讼角色的不同,要想实现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目的,则必须让双方能够信息获取方面享有平等渠道。如果失去对证据的全面深入掌握,则难以有效实现以审判为中心刑事诉讼制度的目的和初衷。


(三)被告人庭前阅卷能够有效提高庭审效率


庭审中,控辩双方举证、质证是庭审中的最重要内容,也是法庭查明事实的重要途径和方法。特别是重大、复杂、证据繁多的案件,如果不在庭前让被告人法庭上公诉人可能举证的证据内容,庭审将极可能拖延,影响庭审效率。司法实践中,大多数法官不仅不会禁止律师向当事人告知证据信息,有时还会建议辩护律师与被告人沟通证据并提供方便,由此保证庭审中将更多的时间用于质证,控辩各方发表对证据的不同意见。由于公诉机关举证方式多样化,分组举证的较多、一证一质的比较少,还有一些案件中公诉机关将其举证提纲交给辩护律师,让辩护律师事先准备,法庭上检察官即可采取列举证据和重点证据说明的方式举证。因此,被告人庭前阅卷能够有效提高庭审效率。


(四)被告人庭前阅卷权是建立司法信任的有效途径


整个刑事诉讼过程,都是围绕着被告人罪责展开的,被告人才是刑事诉讼制度的核心,是法律适用后果的责任承担者。当然,法律责任应当由行为者承担,行为者也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本身无可厚非。但是,最终要让这个刑事司法的核心被告人信服,从内心真正信服,往往不是结果,而且包括程序,能否保证其平等的接受刑事审判,能否得到公平处理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被告人对认定自己有罪并据以量刑的证据都无从知晓,则难以在被告人内心中树立一种可以接受的司法信任。允许被告人阅卷,并对有关自己自由乃至生命的证据有全面了解,这实现可以有效促使被告人建立对司法的信任,并树立司法权威,让被告人真正感受到公平、正义。


04

赋予被告人庭前阅卷权的现实困境




(一)立法的缺失


目前我国法律中并无任何关于被告人庭前阅卷的规定,立法的缺失使得被告人庭前阅卷权无从落实。《刑事诉讼法》是授权法,法无授权皆为禁止,所以尽管司法实践中有被告人提出阅卷的要求,人民法院往往也不会理会或者予以拒绝(仅有个别法院或法官允许被告人庭前阅卷),其根本原因在于法律对被告人庭前阅卷权没有任何规定。这种情况使得任何人民法院拒绝被告人阅卷,也无任何相应的不利法律后果。所以说,立法上的缺失是致使被告人庭前无从阅卷的根本原因之所在。辩护权是宪法赋予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权利,对这一权利,其可以自行行使,也可以委托辩护律师辅助其行使,如果限制被告人本人行使阅卷权,而以其辩护律师予以代替,则有颠倒权利享有者主辅关系之嫌。


(二)被告人庭前阅卷可能影响其供述的真实性


被告人供述是刑事诉讼的八类证据之一,而且在诸多案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传统的刑事侦查中往往将是否供认不讳作为是否破案的重要标准之一。赋予被告人庭前阅卷权的反对者认为,被告人庭前阅卷之后会影响被告人供述的真实性,其极可能趋利避害的选择作出不实的供述,影响司法机关对事实的判断。此外,被告人阅卷之后,可能会增加被告人翻供的可能性,且这种翻供不再是盲目的、无方向的,而是被告人对案情和证据全面了解之后,有针对性的找出其中的漏洞,这种顾虑的存在直接影响到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对承认被告庭前阅卷权的积极性。


(三)人民法院案多人少的现实状况


2020年,最高人民法院周强院长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指出: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受理案件38498件,审结34481件,同比分别上升10.7%和8.2%;地方各级法院受理案件3156.7万件,审结、执结2902.2万件,结案标的额6.6万亿元,同比分别上升12.7%、15.3%和20.3%。随着案件数量的不断增长,人民法院案多人少的局面短时期内仍然难以得到根本性的改变,这是司法改革面临的困境之一。允许被告人阅卷权,则必然需要大量的法官或者法官助理去操作,特别是针对羁押的被告人,在看守所内实现庭前阅卷,对法官来讲则必定费时费力。进一步来讲,有些经济犯罪类、涉众刑事案件,证据繁多,几百册甚至上千册案卷的案件屡见不鲜,被告人阅卷有一定的复杂性。人民法院案多人少,也是被告人庭前阅卷权实现的困境之一。


(四)看守所无法满足被告人阅卷权的实现


看守所是羁押场所,从目前现实来看,看守所的现行管理方式也是被告人实现庭前阅卷权的障碍之一。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看守所严格管理,无法实现被告人自由行动而自由在庭前阅卷。(2)大量借助互联网实施的网络犯罪案件,被告人若阅卷则需要借助一定的工具,例如电脑、硬盘,在看守所内被羁押的被告人无法利用这些阅卷的工具。(3)被告人在看守所的阅卷只限于现场阅看,无法实现对证据的复制,而有一些极具技术含量的证据,如电子数据的鉴定意见、司法会计审计意见,需要细读、核对后才能达到庭前阅卷的效果。所以说,现实困境之一是看守所无法满足被告人庭前阅卷权的落实。


05

刑事被告人庭前阅卷制度设立的建议




(一)通过立法确立被告人庭前阅卷权


赋予被告人庭前阅卷权的积极意义和消极影响都不容忽视,是否允许被告人庭前阅卷,说到底是一项制度利益的平衡,但作为被告人辩护权的重要一部分,承认并允许被告人的庭前阅卷权从根本上讲不存在问题。换句话说,被告人委托辩护人进行辩护,辩护人的辩护权基于被告人的委托而产生,是被告人辩护权的衍生和扩展。委托的辩护人享有阅卷的权利,而自己却没有,在理论上讲不通,故应当通过立法确立被告人享有庭前阅卷的权利。


(二)通过分类管理的方式实现被告人庭前阅卷


刑事案件的性质不同,被告人阅卷的积极性不同、方式方法不同,被告人庭前阅卷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同。因此,建议对被告人庭前阅卷实行分类操作,分类如下:


1、区分被告人是否认罪认罚。如果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的,为了实现案件的快捷办理,提升诉讼效率,明确告知被告人不再安排其阅卷,被告人选择认罪认罚是对辩护权在一定程度上的放弃或者让度,从逻辑上也完全可以讲的通。对不认罪认罚的被告人,则依据其要求确保其阅卷权,且限定为被告人或者辩护人提出申请的,人民法院安排被告人阅卷。


2、区分证据的类别。根据《刑事诉讼法》第50条的规定,刑事诉讼的证据可以分为:(1)物证;(2)书证;(3)证人证言;(4)被害人陈述;(5)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6)鉴定意见;(7)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笔录;(8)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考虑到不同证据的阅卷方式不同,可以根据证据种类不同,采取以下三种阅卷方式:对于视听资料、电子数据则通过庭前会议予展示、播放;对于物证当庭出示(或者出示物证照片);对于除上述证据之外的其他证据,则允许被告人庭前阅看,并允许复制、记录。通过对不同种类的证据采取不同的阅卷方式,可以把被告人庭前阅卷实现效率化、便捷化,分类实现。


(三)明确规定被告人庭前阅卷的时间


为了防止刑事案件中被告人恶意借阅卷拖延诉讼,则应当明确规定刑事案件被告人庭前阅卷的申请时间要求。民事诉讼中有举证时限制度,即当事人应当在举证期间内提供证据,这一制度的目的在于促使当事人能够及时行使诉讼权利,避免因权利怠于行使而影响诉讼进程。在刑事诉讼中,有必要参照民事诉讼制度,明确规定被告人提出阅卷要求的时间。建议规定:被告人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十日内有权提出庭前阅卷的要求,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被告人的阅卷申请后七日内安排被告人阅卷。


(四)看守所应制定被告人庭前阅卷的相关落实措施


落实被告人庭前阅卷制度,针对非羁押的被告人则相对容易,其可以随传随到。但是,针对被羁押的被告人,则离不开看守所的支持和配合,所以说,看守所应当制定落实被告人阅卷的具体措施,为被告人阅卷提供方便。主要措施应当考虑:(1)在看守所有必要设立专门的被告人阅卷区域,有别于现有的提审和会见区域。(2)在阅卷区域配置计算机等工具,便于被告人可以实现线上阅卷,目前不少地区已经实现了证据内容全部扫描上传,可以通过电脑终端方便阅看。(3)制定可行的被告人意见接收并传递制度,即被告人提出阅卷申请的,类似于被告人提出上诉一样,看守所应当及时记录并向办案的人民法院及时反映,防止被告人的阅卷申请无从提出而影响被告人庭前阅卷权的实现。总之,离开看守所的具体制度,被告人庭前阅卷权的实现就是一句空话。


(五)充分保障辩护律师核实证据的权利


《刑事诉讼法》规定辩护律师可以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有关证据。但是,有一种观点认为:辩护律师向嫌疑人、被告人核实证据,只能核实物证类证据,为了防止嫌疑人、被告人翻供,不能将同案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证人证言在开庭前告知嫌疑人、被告人,予以核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为刑事诉讼的重要参与者,也被告人供述的形成者。基于各种理由在案件侦查终结之后,通过阻断信息交流渠道,限制辩护权,妨碍其有效辩护,这种做法明显然违背被告人享有辩护权以及辩护有效性的原则。为了充分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也为被告人庭前阅卷能够更加有效、有针对性、有目标,应当充分保障律师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证据的权利,包括犯罪嫌疑人供述、证人证言以及被害人陈述这几类证据。


06

结  语



刑事被告人庭前阅卷权,具有现实必要性,亦具有可行性,尽管当下实现被告人庭前阅卷具有诸多这样或者那样的困难。回顾刑事诉讼的发展进程,诸如疑罪从无、律师会见、非法证据排除等都曾经面临这样或者那样的困难,但随着司法改革的深入推进,这些制度都从理论走向实践,并在刑事诉讼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相信刑事被告人庭前阅卷权的现实,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参考文献】

[1]陈瑞华等:《法律程序改革的突破与限度——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述评》,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

[2]田文昌、陈瑞华:《刑事辩护的中国经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3]钱列阳、张志勇:《被告人的阅卷权不容忽视》,《中国律师》2009年第9期。

[4]白冰:《刑事司法中的“翻供恐惧症”及其破解——以被告人阅卷权为切入的分析》,《理论探索》2020年第04期。


(注:本文提交于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2020年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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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红亮

德衡律师集团高级合伙人人、刑事业务中心总监

徐红亮律师,硕士学位(刑事诉讼法),德衡律师集团高级合伙人、刑事业务中心总监、中国诉讼法学研究会会员。十几年来,徐红亮专注于刑事辩护,主要案例:北京“E租宝”非法集资案、南京“易乾财富”非法集资案、上海“阜兴”系非法集资案、泰安“1·04”特大袭警案、青岛原公安局副局长杨某某受贿案、青岛聂磊黑社会性质组织案、青岛高某走私普通货物(红酒)案(免予刑事处罚)、朝鲜籍金某走私普通货物(面粉)案(不起诉)、郑州“九龙金币”走私案(缓刑)、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走私普通货物案、东营市东营区原区长丁某受贿案、驻马店马某对违法票据付款案(免予刑事处罚)、北京宋某涉嫌合同诈骗案(不起诉)、红河自治州某公司单位行贿案(不起诉)、岳阳某金融机构涉嫌单位行贿案(不起诉)、西安查某某敲诈勒索案(不起诉)、双鸭山鲁某开设赌场(互联网)案(缓刑)、深圳某上市公司高管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东营某大型企业高管尤某涉嫌职务侵占、挪用资金、骗取贷款案、西安某国有企业走私普通货物案(免予刑事处罚)、武汉某公司单位行贿案、天津某上市公司子公司非法经营案、北京某民营公司总经理涉嫌诈骗案等。


此外,徐红亮在企业刑事合规建设方面,有诸多的实践经验,协助企业化解刑事法律风险。在刑事辩护的道路上,徐红亮律师坚持专业、专心,不断探索。


电话:13811106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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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控人简介

毛洪涛

高级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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