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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静国:用税法思维审核合同涉税条款效力
发布日期:2020-04-22

【律师视点】杨静国:用税法思维审核合同涉税条款效力

杨静国 德衡律师集团 4月22日
杨静国

北京德和衡(上海)律师事务所

联席合伙人

















【摘要】目前很多商业合同不重视涉税条款,甚至不设置涉税条款。负责审查合同的法律人员,无论是企业内部法务还是外聘法律顾问,也因缺乏系统的税法知识,只对合同的法律问题和法律风险进行审查,不会对合同交易而产生的税务成本和税务风险进行审查。但随着我国税收制度的不断完善,税收监管环境的变化,商业合同背后的税务成本、税收风险已是“重中之重”,合同涉税条款的审查关系到商业交易的成本、税务风险、甚至是刑事风险。为使分析合同涉税条款简单化,本文仅考虑增值税问题,作为增值税附加税的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等税种,本文暂不作考虑。


【关键词】税法思维 涉税条款 增值税
















合同的涉税问题非常广泛,不同种类的合同及合同的不同环节都会涉及相应的税务问题。现实生活中,很多企业对合同的法律审查,缺乏税法审查,忽略合同对企业纳税义务等税法要素的影响。随着合同签订和履行,税法上的纳税义务等课税要素随之确定。如果合同签订时,没有对签订合同所产生的涉税问题进行有效预测、预防及筹划,事后产生一系列涉税问题将很难补救。因此,企业应加强合同签订时的涉税审查,要善于运用税法思维分析合同涉税条款的效力问题。





一、案例简介


2016年10月,原告锦鑫棉业与被告天润驼铃达成买卖协议:原告向被告采购200吨不孕籽,单价每吨 3650 元,合同价款730000 元。原告于 2016 年 10 月 19 日将 730000 元货款支付给被告。2016 年 10 月 28 日,被告给原告供货 44.92 吨。后由于双方协议未能完全履行,被告于2016年10月31日至2016年11月8日,分三次退还原告货款550000元,尚有16042元未退还。2017年2月14日,经当地国家税务局督促处理,被告给原告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内容为:不孕棉,44.92 吨,单价 3650 元,合计金额 163958 元,税额21314.54 元,税票价税合计为 185272.54 元。


原告诉讼请求要求被告返还剩余货款16042元;被告反诉税额21314.54元应由原告承担,折抵未退还原告的货款16042元后,原告应当给付被告税额5272.54元。


一审法院认为[1],根据《增值税专用发票使用规定》第二条和第十条规定,本案中原、被告间达成买卖协议,被告给原告供货 44.92 吨不孕籽,依照规定,被告应当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增值税额应由购买方支付。被告已经向原告开具了相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该增值税税额理应由原告承担。一审法院判决,对原告要求被告退还多支付的货款16042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对被告(反诉原告)要求在折抵未退还原告(反诉被告)的货款16042元后,原告(反诉被告)还应向被告(反诉原告)支付5272.54元税款的反诉请求,予以支持。上述两项给付义务,在相互冲抵后,由原告(反诉被告)向被告(反诉原告)支付5272.54元。


一审判决后,原审原告提出上诉,要求二审法院判决被上诉人返还剩余货款及判决税款21314.54元由被上诉人承担。二审法院认为[2],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协议买卖不孕籽,上诉人已按约定支付了价款,被上诉人除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交付标的物的主给付义务之外,还应当履行包括开具增值税发票在内的从给付义务。从合同义务既可由当事人在合同中作出特别的约定,也可以根据交易习惯产生。本案中,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支付增值税税额的诉请,因未提交证据证实双方对于货物交付与发票开具等事项进行了明确约定,也未能证明现在双方的货物交易价款为不包括含税价结算的价款,亦未能证明双方对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开具、如何开具等问题形成了固定的交易习惯,故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支付增值税税额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并依法对一审法院关于支付增值税税额的错误判决,予以纠正。





二、增值税及发票管理的有关规定


上述案例中,一审、二审法官对合同价款中未约定是否含税的情形下,对税款的具体承担者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裁判结果。笔者认为,要正确理解合同中的涉税条款,需要了解掌握增值税的征收原理、价税组成、交易习惯及增值税发票在合同买卖双方的作用。


1.增值税的实务概念


增值税是以商品(含应税劳务)在流转过程中产生的增值额作为计税依据而征收的一种流转税。从计税原理上看,增值税是对商品生产、流通、劳务服务中多个环节的新增价值或价外费用征收的一种流转税。换言之,增值税的征收基础是商品或服务的交易行为,有交易则征收,无交易则不征收。


增值税是以法定增值额为课税对象而征收的一种税。增值额是指在商品和劳务的生产和交易过程中新增加的价值。从基本原理看,应以增值额和货物进口金额为计税依据直接计算应纳税额。从实际操作上看,是采用间接计算办法,即:从事货物销售、提供应税劳务和应税服务的纳税人,要根据货物、应税劳务、应税服务的销售额和适用税率计算税款,然后从中扣除上一环节已纳增值税税款,其余额为纳税人本环节应纳增值税税款。


2.增值税的类型


根据对外购固定资产所含税金扣除方式的不同[3],增值税可以分为:


生产型增值税:指在征收增值税时,只能扣除属于非固定资产项目的那部分生产资料的税款,不允许扣除固定资产价值中所含有的税款。该类型增值税的征税对象大体上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因此称为生产型增值税。


收入型增值税:指在征收增值税时,只允许扣除固定资产折旧部分所含的税款,未提折旧部分不得计入扣除项目金额。该类型增值税的征税对象大体上相当于国民收入,因此称为收入型增值税。


消费型增值税:指在征收增值税时,允许将固定资产价值中所含的税款全部一次性扣除。这样,就整个社会而言,生产资料都排除在征税范围之外。该类型增值税的征税对象仅相当于社会消费资料的价值,因此称为消费型增值税。


我国在2008年12月31日前,主要是生产型增值税;从2009年1月1日起,在全国所有地区实施消费型增值税。


3.增值税发票管理


3.1 增值税纳税人的分类[4]


自2018年5月1日起,根据纳税人的经营规模及会计核算的健全程度不同,增值税纳税人可以分为小规模纳税人和一般纳税人。


小规模纳税人:纳税人若年应税销售额小于等于500万元,可以登记为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


一般纳税人:纳税人若年应税销售额大于500万元,必须登记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若纳税人应税销售额小于等于500万元,但其会计核算健全,能够提供准确税务资料的,可以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登记为一般纳税人。


年应税销售额指连续不超过12个月的累计销售额,包括申报销售额、稽查查补销售额、纳税评估调整销售额、税务代开发票销售额和免税销售额。小规模纳税人偶然发生转让不动产销售额,不计入年应税销售额。


3.2 税收管理差异


一般纳税人:可以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也可以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当一般纳税人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时,该发票与小规模纳税人开具的发票作用相同;当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时,销售货物或提供应税劳务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税额叫销项,购进货物或应税劳务收到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税额叫进项,当期应纳增值税=当期销项-当期进项。


小规模纳税人:一般开具普通发票,购进货物或应税劳务如果取得了增值税专用发票是不能进行抵扣的,此时要做进项税额转出,当期应纳增值税=不含税销售额×征收率。


自2019年8月13日起,国家税务总局对小规模纳税人(其他个人除外)发生增值税应税行为、需要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可以自愿使用增值税发票管理系统自行开具进行明确。至此,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都可以自行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了。


3.3 增值税发票的分类


增值税专用发票:增值税专用发票作为一般纳税人经营活动中从事商业活动的重要凭证,它是记载商品销售额和增值税税额的财务收支凭证,兼记销货方纳税义务和购货方进项税额的合法证明,是购货方据以抵扣税款的法定凭证,是税务机关计收税金和扣减税额的重要凭据。


增值税普通发票(含电子普通发票、卷式发票):是增值税纳税人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应税劳务、服务时,通过增值税税控系统开具的普通发票,没有可抵扣进项税额。


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和货物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该种类型发票已于2016年7月1日起停止使用)为两类日常生活中不会经常碰到的情形,本文不作展开叙述。





三、合同中涉税条款适用问题


随着经济建设的高速发展,交易行为无处不在。现实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买卖主体在合同中约定了税款承担方,也就是本文所述的“涉税条款”。


1. 涉税条款的效力认定


《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5]第三条第二款规定,“纳税人应当依照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履行纳税义务;其签订的合同、协议等与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一律无效。”这个规定所说的“无效”是指合同无效吗?


从司法实践看,这个规定属于管理性强制规定,并非效力性强制规定,此处的无效不是指合同条款在合同当事人之间无效,而是特指在税收征管过程中,税务机关对于合同约定与税收法律法规不一致时的效力认定,例如约定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与税法规定不一致的,或者约定不开发票的,均属于《细则》所指的无效。


通过检索司法判例发现,法院一般认为:我国税收相关法律虽然明确规定交易过程中各项税费的负担主体,但并不禁止当事人对税费的实际负担另行约定,只要该约定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或不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等,均应当认定有效。


换言之,对于税款约定由非纳税义务人承担的,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并没有作出强制性或者禁止性的规定,这是缔约各方基于自愿、平等协商的前提达成的,并不违反税收法律法规,未规避纳税义务,未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因此,“涉税条款”合法有效。


2. 纳税义务的主体确认


《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为纳税人。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负有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义务的单位和个人为扣缴义务人。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必须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缴纳税款、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可见,纳税义务人的纳税义务源于法律,纳税人必须依照法律法规缴纳税款,纳税义务人的法定义务不能通过合同约定转移。


“涉税条款”没有转移纳税义务之意思。交易各方约定的税款由哪一方当事人承担,系对交易价格的特别约定,属合同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范畴,不是对纳税义务的转移。一般在商业交易行为中,虽然较多交易合同未约定“涉税条款”,实际税费承担已在交易价格中进行了考量。


在对涉税事实清楚且计算准确情况下,“涉税条款”下的买受人为交易支付的成本总价是一致的,“涉税条款”改变的仅仅是税款的资金流向,是从买受人应付给转让方,再由转让方向税务机关缴纳的一种方式,实际的税费缴纳义务人还是转让方。


3.与企业所得税的联系


《企业所得税法》[6]第八条规定,“企业实际发生的与取得收入有关的、合理的支出,包括成本、费用、税金、损失和其他支出,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由于纳税义务人是卖方,若合同约定买方“包税”的,则买方在代缴税款时取得的发票应为卖方名称,买方不能做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税收实践中,对某些交易中存在税费承担的情形,有税务局规定可以税前扣除。例如针对法院拍卖资产包括税费承担内容的,天津市税务局的答复是:企业在法院拍卖资产过程中竞拍购置资产,凡拍卖公告中约定由买受人承担相关税费才能办理过户手续的,买受人缴纳的税费可计入该资产计税基础,计算折旧或摊销扣除。





四、合同涉税条款的常见类型


买卖合同涉税条款,常见的无外乎是没有涉税条款、含税价格条款和不含税价格条款三种。现实交易中,往往因为买卖双方对税法知识缺乏系统了解,使得双方对价格确认不一致,从而导致诉讼的产生。若涉税条款中规定税负由买卖双方各按相应比例承担时,合同约定的商品单价通常是不含税价格,在计算出应纳税额后,由双方按约定比例承担,此种情况争议点较少,本文不展开讨论。


类型一:合同中没有涉税条款


[裁判案例]:原告刘丁卯向被告李军购买白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2010年至2012年,原告刘丁卯承租远鑫电力公司从事生产经营,在租赁厂房期间,原告与被告发生石灰购销业务往来,原告累计支付货款3282284.4元,双方之间为口头买卖协议,未对税金的承担进行约定。原告起诉至法院,1.要求被告李军向原告出具3282284.4元货款的增值税发票;2.如被告拒不出具增值税发票,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支付476913.12元已交增值税款的抵扣税损失。一审法院判决[7],原、被告在进行白灰买卖交易过程中未订立书面合同,对待交易过程中所产生的税款交纳未行明确约定,原、被告就交易产生的税款承担事宜各执一词且原告也未向本院提供有效证据以证实其诉讼主张,应承担举证不利之后果,判决驳回原告诉请。原告上诉,二审法院认为[8],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一)向消费者个人销售货物或者应税劳务的;”。上诉人刘丁卯与被上诉人李军所签合同系个人之间的货物买卖合同,不应当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上诉人刘丁卯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没有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刘丁卯申请再审,再审法院(根据高院指令,由原审法院再审)[9],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税务机关是发票的主管机关,负责发票印制、领购、开具、取得、保管、缴销的管理和监督”。李军是否依法开具发票属于国家税务机关行政管理监督范畴,并非人民法院调整民事纠纷范围,原一、二审人民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再审法院撤销了二审判决,驳回再审申请人的起诉。


笔者观点:不认同再审法院对“开具发票属于国家税务机关行政管理监督范畴,并非人民法院调整民事纠纷范围”的观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出卖人应当按照约定或者交易习惯向买受人交付提取标的物单证以外的有关单证和资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合同法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的‘提取标的物单证以外的有关单证和资料’,主要应当包括…普通发票、增值税专用发票…等。”上述规定,明确了开具发票是买卖合同的附随义务,是人民法院的审理范围。笔者认为,再审法院应当引用原二审法院关于“向消费者个人销售货物或者应税劳务”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规定,驳回再审申请的诉请。虽然裁判结果相同,但适用法律完全不同。


类型二:合同中有含税价格条款


[裁判案例]:2017年8月11日,宝明公司与渝都公司签订了《变(配)电安装工程承包合同》,由渝都公司承包了宝明公司的变电安装工程,双方约定:本工程的承包(含税17%)造价为人民币:125万元整,本造价为全包干的总承包价格且包括所有税费。渝都公司开具3%的增值税发票向宝明公司收取工程款,宝明公司未提出异议。渝都公司因宝明公司未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18.75万元向法院起诉,宝明公司反诉渝都公司未按照合同约定开具17%的增值税发票,开具3%的增值税发票使其进项抵扣额减少给其造成了损失,要求渝都公司赔偿损失17.5万元。两审法院均认为[10],渝都公司请求宝明公司向其支付尚欠的工程款18.75万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判决宝明公司向渝都公司支付工程款18.75万元。宝明公司反诉请求渝都公司赔偿损失17.5万元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判决驳回宝明公司的反诉请求。


笔者观点:双方在合同中约定,涉案工程的承包(含税17%)造价为人民币:125万元整。说明涉案工程不含税工程造价为:106.84万元(即125/(1+17%)=106.84),增值税为:18.16万元。渝都公司开具3%的增值税发票,则涉案工程含税工程造价应为110.05万元(即106.84*(1+3%)=110.05),而非合同约定的125万元。本案中,宝明公司未能将含税工程造价换算为不含税工程造价金额,主张应付工程款金额,而是以未按照合同约定税率开发票给其造成损失反诉,是其败诉的主要原因。


类型三:合同中有不含税价格条款


[裁判案例]:原告虎门港混凝土公司向被告百强建材公司购买矿粉、粉煤灰买卖合同中,2012年8月至2014年8月期间,原告共支付购货款20817220.6元,但被告都只是开具收款收据。原告诉称,由于被告拒绝开具相应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原告无法以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增值税额(税率为17%),作为进项税额与原告的销项税额进行抵扣,要求被告赔偿给原告造成不能抵扣税款的损失3538929元。被告辩称,作为确定交易过程及数量的报价单,明确约定涉案交易为不含税,若开具税票需购方承担6%的税额,且均有原告盖章或签字确认。法院认为[11],第一,报价单作为主合同的有效补充,具有法律效力,原告若要求被告开具税票,需要承担交易额6%的税费;第二,即使原告向被告支付了销项税额,但原告并无证据证明已经将涉案货物销售出去,若没有进行二次销售,则不存在抵扣税款的基础。所以,对原告诉称的造成不能抵扣税款损失3538929元,本院不予支持。


笔者观点:认同一审法院对税费承担者的裁判,但对一审法院没有指出被告适用税率错误的问题持保留态度。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粉煤灰征收增值税问题的批复》[12](国税函[2007]158号)规定,纳税人生产销售的粉煤灰应当按照增值税适用税率征收增值税,不得免征增值税,也不得按照简易办法征收增值税。本案中,如果被告为一般纳税人,应按照17%缴纳增值税;若为小规模纳税人,应按照3%征收率缴纳增值税,而不是被告报价单上所明示的6%的税率。若原告愿意承担税费要求被告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无论被告是一般纳税人还是小规模纳税人,都将因税率与约定不一致而产生新的矛盾纠纷。





五、起草合同涉税条款的注意事项


随着税收征管体制的不断健全,越来越多的经济主体开始关注交易过程中的税负承担问题,也会要求在合同约定中增加涉税条款,以明确交易双方税收负担问题。作为律师,在起草、审查合同时,除了要注意双方一般权利义务外,对涉税条款的设计也要符合交易习惯及双方约定,明确合同单价及税负承担者,避免出现诉累。


1.合同中明确适用税率


对于一般纳税人而言,我国现行的增值税的征收税率,自2019年4月1日起,对不同经营范围按照13%、9%和6%的税率进行征税,具体适用范围可以查阅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2019年第39号公告相关规定。在合同涉税条款中,需要根据不同业务范围,明确适用税率问题。


例:房地产企业常会从电梯生产企业购买电梯和安装服务。对这些企业来说,签订合同的方法不同,税负可能会存在差异。因为电梯生产企业分别核算电梯设备价款和设备安装价款的销售额时,可分别适用13%的增值税税率和3%的征收率。此种采购合同的涉税条款应该如何设计,才能与缔约双方的意思一致?


这种既包含销售货物又包含销售服务的混合销售行为,需要从不同角度去思考:作为房地产企业,当然希望在合同总价不变的前提下,全额获得13%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可以增加进项额,从而降低自身增值税应纳税额;作为电梯生产企业,安装服务可以按照3%的征收率缴纳增值税,如果按照合同约定总价开具13%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则销项额增加,而进项额没有改变,从而导致电梯生产企业税负增加。所以在该类合同起草、审核时,需要向双方明确不含税价格,尤其是向采购方明确,可以有效避免因税率原因导致矛盾纠纷。


2. 注重“涉税条款”的可执行性


实务中,即使约定了“包税条款”转移税费承担,但若在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届满仍未向税务机关申报缴税的,法定纳税义务人主体不能以协议约定“包税条款”而免责。


例:为销售建材,甲公司购买了一间临街商铺,价值150万元。在签订合同时,双方约定,铺面的契税、印花税及买卖手续费均由开发商承担。甲公司按合同约定付清了所有房款,但开发商并没有履行承诺代甲方缴纳相关税费。甲公司办理房产证时,被税务机关要求补缴契税6万元、印花税0.45万元和滞纳金5000多元。甲公司以合同中约定由开发商包税为由,拒绝缴纳税款。最后,税务机关按照《税收征收管理法》的相关规定,从甲公司银行账户划转了相关的税款和滞纳金,还对其处以罚款。甲公司作为购房者,是法定的契税、印花税纳税义务人,不因合同约定而免除相应的纳税义务,税务机关做法完全合法。当开发商没有帮甲公司缴纳税款时,责任人是税法上的纳税义务人(即甲公司),而不是开发商。


如果在设计合同时明确约定:铺面的契税、印花税及买卖手续费均由开发商承担,由甲公司支付价款时代收代缴。这样,甲企业在支付开发商价款时,就可以先扣除掉相应税款,再在缴纳完相关税费后,凭有关完税凭证到当地房管部门去办理过户产权登记手续。


3.考虑税率调整对合同价款的影响


近几年,国家对一般纳税人缴纳增值税的税率进行了多次调整,主要是为了减轻企业负担、让企业有更多的现金投入生产流通。自2018年5月1日起,原适用17%税率降至16%、11%降至10%;2019年4月1日起,16%税率降至13%、10%税率降至9%。上述税率的调整,如果不考虑税负降低的归属,有可能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


例: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8)京03民终15245号民事判决,原《采购合同》约定货款金额包含17%的增值税税率金额,当税率由17%降至16%时,采纳了采购方要求少支付相应税率并根据16%税率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答辩意见。


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2018)苏0505民初3520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总房价款除面积差异的原因外,不再做变动,对原告要求按照10%税率退还多支付的税款及代收契税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同样因为税率调整,但是判决结果不一样:前者是合同约定了税率所以要调价,后者约定的是房屋总价,因此不调整总价,税收红利归开发商所有。针对此种情况,笔者建议,可以约定:“如因国家税制改革引发增值税税率变化,本合同应适用调整后最新税率,合同原约定的不含税价格不因税率变化而改变。”这样,可以统一双方意见,让税收优惠真正让承担税负的合同方享有。


【结束语】一份合同的签订不仅影响合同主体的民事权利义务,也影响税法权利义务。企业的纳税义务产生于对外交易等经营行为,而企业交易主要通过签订和履行合同实施。合同是企业纳税义务的源头,是税务机关对企业税务稽查的重要依据。律师在起草、审查合同时,要重点关注涉税条款,事先发现合同漏洞,防范税务风险;总结合同中的涉税义务,确保税务合规以及估算交易纳税数额,进行税务筹划,降低企业可能面临的税务风险,从而保障企业良性运营。



参考文献:

[1] 陈斯雯、雷建:《新编增值税实务操作与纳税节税手册》,企业管理出版社,2006年。

[2] 何轶琦:《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法律制度研究——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为视角》,华东政法大学硕士论文,2017年。

[3] 魏修明:《纳税人避税与税务反避税》,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

[4] 段方涛:《营改增后相关地方税种计税依据控析》,载《财务与会计》2017年第17期。

[5] 陈玉洁:《最新合同签约技巧与陷阱、漏洞、欺诈防范及违约索赔依据、赔偿金额计算标准全书》,企业管理出版社,2007年。

[6] 廖永凯:《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与税务稽查》,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


注释: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莫索湾垦区人民法院(2017)兵0802民初41号。

[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中级人民法院(2017)兵08民终522号。

[3] 崔启伟:《浅谈固定资产进项税抵扣问题》,载于《中国科技博览》2012年第35期。

[4]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2016)》,2016年3月23日。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66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2016年修订)》,2016年2月6日。

[6] 主席令第二十三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2018年修正)》,2018年12月29日。

[7] 山西省平定县人民法院(2013)平民初字第339号。

[8] 山西省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阳民终字第60号。

[9] 山西省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阳民再终字第1号。

[10] 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13民终3125号。

[11] 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14)东二法厚民二初字第406号。

[12]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粉煤灰(渣)征收增值税问题的批复》,国税函[2007]158号。



杨静国,北京德和衡(上海)律师事务所联席合伙人,税务律师,第十一届上海市律师协会社会公共服务业务委员会委员。获得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工程学院工学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双硕士”学位,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中国税务律师联盟成员。曾在军队工作19年,荣立三等功一次,被表彰为“全军优秀团干部”,多次受嘉奖和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服务领域包括企业税收筹划、税务合规审查、涉税刑事辩护、公司股权架构、涉军停偿业务等,担任多家政府部门、党政机关和军队单位法律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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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已于2020-04-22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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