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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靖晟:套取贷款时提供了足额担保是否构成高利转贷罪?
发布日期:2020-03-22

[裁判规则]  不论是担保贷款还是信用贷款,只要是以牟利为目的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违法所得数额较大,均可构成高利转贷罪。

[案件来源]  (2016)浙0783刑初318号




[基本案情]

被告人葛某某与陆某某(另案处理)系夫妻,二人为赚取高额利息差,经商量后决定以房产作抵押,从银行以较低利息贷款后对外进行高息放贷。其中,由陆某某具体办理贷款事宜,葛某某在相关贷款材料上签字配合套取贷款。2012年6月5日开始,二人以购进建筑材料名义,将名下坐落于本市城区树德路286号的房产作抵押,从中国农业银行东阳市支行贷款人民币356万元,贷款利息为每年6分至8分。自2013年年初始,二人以每月3分的高利息将该贷款放贷给浙江某建设有限公司(另案处理)。经查,该笔贷款仅在2013年10月至2014年9月放贷给浙江某建设有限公司期间,被告人葛某某与陆某某非法获利即达人民币66万余元。

东阳市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葛某某伙同他人,以转贷牟利为目的,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高利转贷他人,违法所得数额巨大,其行为已触犯刑律,构成高利转贷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依法应予支持。被告人葛某某所实施之犯罪系共同犯罪,其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依法应当减轻处罚。被告人葛某某归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依法可以从轻处罚;其在庭审中认罪态度好,可酌情从轻处罚。辩护人据上所提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为维护国家金融信贷资金管理制度,惩罚犯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1、被告人葛某某犯高利转贷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

2、继续追缴本案犯罪所得人民币六十六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案例评析]

此案例其实可以代表目前法院对待此类案件的通常做法,从裁判文书网搜索到的案例来看,不论贷款是否有担保,都作为高利转贷罪予以惩处。但笔者认为此种做法值得商榷。

本罪系1997年刑法新增的罪名,从立法本意来看,设置本罪的目的在于维护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安全,防止不符合贷款条件的借款人变相从金融机构获得贷款,进而发生金融风险。当前对于一些金融犯罪,司法机关并没有深入探究立法者的本意,而是机械地适用刑法,简单套用犯罪构成要件,造成犯罪圈的不当扩大。

具体到高利转贷罪而言,根据最高院的案例,对于有足值抵押物的贷款,不应当认为属于高利转贷罪所应保护的信贷资金范围,进而不应当认定为犯罪。最高院的判例也支持这一观点,如,最高院在(2019)最高法民终172号民事判决书中认为:“《贷款通则》第九条规定,金融机构的贷款分为信用贷款、担保贷款和票据贴现。信用贷款系指以借款人的信誉发放的贷款,借款人无需提供担保。由于该项贷款是否能够按期收回完全取决于借款人的信誉,因此金融机构在发放贷款时要对借款人的借款用途、经营状况、管理水平等严格审查,从严掌握,以降低风险。如果允许借款人以信用贷款方式获得信贷资金后,随意转借他人牟利,则会加剧金融机构的信贷风险,扰乱金融秩序。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一)项(此条系指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民间借贷合同无效——笔者注)专门就此进行规制,规定因此而订立的民间借贷合同无效。本案贷款系通过股权质押方式由证券机构获得,不考虑该借贷行为的性质,仅从类型上看,该借贷因存在股权质押担保,也不属于信用贷款,不能纳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制的范围。”

又如,最高院在(2017)最高法民申2583号民事裁定书中认为:“本案签订的《借款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中除关于‘复利以及逾期后借款人将全部资产转让给债权人’的内容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外,其余合同条款有效。本案中,被上诉人以上诉人的资产作抵押取得的贷款,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所规定的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的情形。”可见,根据最高院的裁判观点,有足额担保的贷款不属于高利转贷所规制套取的“信贷资金”。

有观点认为,上述最高院的判例仅仅限于民事领域对高利转贷的理解,不能适用于刑事领域中的高利转贷罪。但是,笔者认为,不论是民事领域的法律还是刑事领域的法律,都存在于同一个法律体系之中,根据体系解释的原理,同一个法律体系中的同一个法律用语,应当具有同样的内涵与外延。但是,限于各部门法调整的社会关系不同以及立法技术的原因,个别相同的法律用语在不同的部门法中往往具有不同的外延。由于刑法作为各部门法的后盾,同一法律用语在刑法中的外延应当窄于其他部门法。还是以高利转贷为例,《九民会纪要》第52条规定:“借款人能够举证证明在签订借款合同时出借人尚欠银行贷款未还的,一般可以推定为出借人套取信贷资金,但出借人能够举反证予以推翻的除外”,这实际上将高利转贷的认定门槛降低到了非常低的程度,与过去的司法实践存在巨大差别。毫无疑问,《九民会纪要》调整的是民事法律关系,在刑事领域对高利转贷的认定是否作与其同一的认定,必须遵循刑法的基本原则。罪刑法定是刑法最重要的原则,要求认定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必须由刑法规定。在刑法没有对高利转贷作出新的解释以前,还是应当遵循它的本来含义,不能超出普通民众的认知范围。

这里面看似存在一个矛盾,刑法中的高利转贷有时与民法中一致,有时却不一致。那么,到底何时应该一致,何时应该不一致?笔者认为应当遵循一个原则,即如果某一法律用语依据民法中的解释,会不当扩大犯罪圈,违反罪刑法定原则,那么就不应当采用民法中的解释,如《九民会纪要》关于高利转贷的解释就不能适用于刑法领域;反之,如果缩小了犯罪圈,又符合立法原意的情况下,则可以采用民法中的解释。这也与刑法的公法性质相符,刑法一方面用来惩罚犯罪人,而其更重要的价值在于限制公权力。具体到本案,在提供足额担保的情况下,即使存在套取行为,也不会对银行的信贷资金安全造成任何风险,将担保贷款排除出高利转贷罪保护的信贷资金范围并未违反当初设立本罪的立法原意,因此,可以对此类行为作出罪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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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靖晟,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联席合伙人,重大疑难争议解决团队成员,曾任北京某法院刑庭法官,辞去公职后进入某银行总部承担内部监察工作,擅长职务犯罪、经济犯罪及疑难复杂刑民行交叉案件的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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