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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馥瑜:停车不当,被判入刑(三)| 法律思考
发布日期:2018-10-22

引言: 经过火花四溅的思想交锋,以及冷静的学术思考,笔者认为围绕着一个案例就事论事的争论并不能改变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如果能跳出这种就事论事、断章取义的研究方式与思维,如果彼此能转换一下观察与思考问题的视角,其实是能够找到学术交集和话语共识的。而且笔者认为,法律适用教条主义导致疑罪从有其实是一个见微知著,具有重大研究价值的课题。我们确实有必要对这样一个在许多法律学者看来不成其为问题的“问题”重新进行思考。



往期回顾:

❖停车不当,被判入刑(一)| 裁判思路

❖杨馥瑜:停车不当,被判入刑(二)| 律师观点


笔者亲自经历的许多案件,因为法律认识不同而导致疑罪从有。举一个刑事判决的例子:张某在出租屋内同时猥亵3名男童,法院认为4人(张某1人和受害儿童3名)属于聚众犯罪。律师认为,法律规定的聚众,指的是行为人人数达3人以上,此3人不包含受害人或者见证人。1个犯罪嫌疑人不可能构成聚众,聚众犯罪的法定刑是5年以上,而非聚众犯罪法定刑则是5年以下。但是律师的辩护意见并没有被采纳,张某最终被判决12年有期徒刑。多出来的7年有期徒刑就像是压在笔者心中的巨石,虽然已经时隔数年,但每每想起总是倍感愤懑无奈。


法律的理解适用不同在实践中较为常见,不但在立案、审理乃至会见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而且很多人对此都会产生思想混乱。一日笔者在法院立案,一个讨债者询问立案庭人员:“我的血汗钱到底能不能要回来?”法院工作人员表示:“因为我的话代表法院,所以不能乱说。这个案件不归我们院管辖,您应该去X省法院咨询。”讨债者质问:“中国的法律是不是同一部法律?为什么你不能解答?让我跑外省去问?”法院工作人员表示:“每个地方规定及实施的细则不太一样……”然而时隔两日,令笔者颇感意外的是,在看守所会见时,居然听到看守所工作人员在解释:“中国的法律都是一样的!”


不否认,中国不同的省份会有不同的实际情况,会出台不同的规定。有些规定的确可能被具有人性弱点而又享有相当自由裁量权的司法官员滥用,可能造成“不可欲的社会后果”。但是,这些规定毕竟属于少数,统一法律的理解适用不应当出现很大的差异。基于以上考虑,笔者试图尽可能地超越对案件的具体分析,甚至也不愿过多地纠缠判决本身的是与非,而是针对从此案例中延伸出来的疑罪从有问题,心平气和地进行严肃的学术探讨。


疑罪是指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对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此罪彼罪、一罪数罪与故意犯罪的停止形态等方式难以作出正确判断的情况。“停车不当入刑”就是罪与非罪的疑罪从有,而“聚众猥亵”的案件是罪轻罪重的疑罪从有。两个案件判决的共同点既有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也有各方力量对法律理解的不一致。


罪与非罪之疑罪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导致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实施犯罪行为或者实施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难以作出正确判断的情形。即定罪证据不能达到确定充分的程度,或者说定罪证据不能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罪轻罪重之疑罪是指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导致对犯罪嫌疑人构成重罪轻罪及同一罪名轻重处罚上难以作出正确判断。


疑罪的认定标准在于确定证据不足的认定标准,这里的证据足与不足,不是案件所有的证据足与不足,而是定罪量刑所必须的证据的足与不足。需要注意的是,证据不足并不是对证据数量相加,而是指案件的现有证据不足以使司法人员确信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实施了指控犯罪或者具备被指控的犯罪情节。证据充分的心证状态从定罪的角度来看有两个临界点:一是司法人员的“有罪确信”,即认为现有的证据已经达到了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可以确信犯罪嫌疑人实施了所指控的犯罪,二是司法人员的“无罪确信”,即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可以确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实施指控的犯罪,应作无罪处理。[MOU1] 而当司法人员的心证状态介于“有罪”与“无罪”这两个临界点的中间状态时,就属于我们所说的疑罪范畴了。当一个刑事案件在司法人员依法完成了相应的程序活动之后,仍不能做到有罪证据确实充分时,或者说有罪证据仍存在合理怀疑时,或者说无罪的可能性仍无法确切地排除时,应当使用疑罪从无原则。疑罪从无原则适用于整个刑事诉讼过程,我国刑事法律规定了各个阶段“疑罪从无”的处置措施。例如《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在侦查过程中,发现不应对犯罪嫌疑人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撤销案件。第一百三十五条:人民检察院侦查终结的案件,应当作出提起公诉、不起诉或者撤销案件的决定。第一百六十二条: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司法人员应根据刑事诉讼的不同阶段,在自己的职责、权限范围内,分别作出撤销案件、不批准逮捕、不起诉和无罪判决等处理。


任何一个案件,都应该审慎分析事实及证据,不能过高地估计公检法的疑罪从无意识和纠错能力。因为犯罪嫌疑人一旦被逮捕后,错案追究机制会导致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即使确信被告人无罪,也不敢轻易地直接宣告被告人无罪,而是“留有余地”地从轻判决。例如“停车入刑”案件,法院通常不会轻易否定专业的交警管理部门作出的公权力文书《事故责任认定书》,加之“人命大于天”等传统思想阻力,于是公权力机关往往作出较为保守的认定。其实,就本案而言,较之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笔者更加欣赏的法院的做法,毕竟是法院为张某办理的取保候审。法院审理作为最后一道程序,从介入的时间上来讲,其不可能对张某之前的羁押行为提前进行干预。虽然其仍然作出有罪判决,但是对被告人来说,毕竟在审判阶段未结束时即获得了人身自由。


但是,“留有余地”地从轻判决,并不一定是正确的。在罪与非罪问题上的“留有余地”,实质上是疑罪从有的表现,是对疑罪从无的否定。如果存在的疑点属于罪与非罪之疑,即不能确定被告人就是案件的犯罪人,不能排除其他人犯罪的可能,对于这种疑罪案件,其他办案机关什么看法,被害人家属有多大情绪,社会舆论的压力有多大,人民法院都应该排除一切干扰,果断地宣告被告人无罪,不能“和稀泥”进行疑罪从宽。


律师更要坚决同“和稀泥”的做法做斗争。举一个立案的例子:笔者去福田区人民法院立案(涉及7个被告人的商业秘密案件),立案窗口工作人员一看是刑事自诉案件,就将其领导叫了过来。立案庭领导过来后看了一眼材料,就直接问到:“7名被告人有的在南山区,你为什么不在南山区立案?为什么要到我们这里立案?你去南山立案吧。”笔者指着立案证据材料中福田区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书》,解释到:“《不起诉决定书》明确写到,如果不服,可以向贵院提起诉讼。”后立案庭法官看了《不起诉决定书》后,问:“应该在收到决定书之日起7日内起诉,你收到多久了?”笔者解释:“申诉有7日的时间限制,但是我们这是提起自诉,自诉法律没有时间限制。”立案庭法官说:“有《不起诉决定书》的5名被告人我们可以收材料,其他2个被告人(1人和1个单位)不收立案材料。”笔者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解释》第一条(二)人民检察院没有提起公诉,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7.侵犯知识产权案件。我们有证据证明其他2人也符合法律规定的立案条件,如果不立案,请告知不立案的理由。”立案庭工作人员说:“这个法条要整体来理解,前提是检察院没有提起公诉,即你要提供证据证明检察院没有提起公诉,这2个被告人要有《不起诉决定书》我们才收立案材料。”笔者问:“这个案件实质是一件事,如果检察院起诉了,我还到法院自诉就没有意义。更何况其他5份《不起诉决定书》中关于事实及抓获经过也可以看出检察院并没有起诉这2个被告人。”立案庭法官说:“我们关于这个《解释》请示过领导,必须要《不起诉决定书》。”笔者说:“《解释》第一条(三):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且有证据证明曾经提出控告,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我不用(二),我适用这条(三),法院也应该立案。”立案庭法官说:“你适用这条需要公安机关《不立案决定书》,我们要这些文件是中级法院有内部规定的。”笔者说:“我要看看中院的内部规定。”立案庭法官说:“这个不能看的,但是我们真的不违法。”这件事从刚开始的态度到最后的一句不违法,可以看出最后并不是法院的刻意刁难,而是法官和律师对法律规定理解的不一致。但是,也正是基于前面孜孜不倦地说服,才有了后续的立案。

 

前段时间《人民日报》非常火的一篇文章《我死我有理!再不整治,会让中国道德倒退50年》,史笔千秋在后。杜绝和稀泥的做法,保持公平正义的赤子心,大胆怀疑被绝大多数法律人视为理所当然的规定解释,勇敢地批评弥漫于刑法学界的教条主义的理论思维方式,用一个个案件守好法治的底线,防止中国五千年建立的道德体系断崖式滑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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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馥瑜,北京德和衡(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争议解决团队成员,2011年至今在律师事务所从业7年,办理各类刑事案件、民事纠纷案件,积累了丰富的诉讼实践经验,成功办理郑某某故意伤害案(缓刑)、付某故意毁坏财物案(撤销行政处罚)等经典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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