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邮件 网上办公

邀兵请将  
您现在所在位置: 德衡商法网  >   律师视点  >  
杨馥瑜:停车不当,被判入刑(二)| 律师观点
发布日期:2018-10-17

引言:本案判决自公布之日就在当地引起了轩然大波,人们纷纷质疑、担心,而律师作为特定的群体,必然要集中表达社会各界对该判决的担忧和质疑。有的时候,律师的据理力争在公安、检察、法院多个部门的强势权威面前多少显得有些苍白无力,但是展开激情汹涌、火药味十足的学术交锋是完全必要的。公检法系统的观点义正言辞,但律师视角未必不是真理。


上期回顾:停车不当,被判入刑(一)| 裁判思路


律师认为张某应当为无罪。理由如下:


一、法院判决认定张某构成犯罪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事故认定书》认定张某负主要责任。


下面从两点分析事故责任


(一)《事故认定书》划分责任不当,张某不应当被认定为事故主要责任。


《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六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一)因一方当事人的过错导致道路交通事故的,承担全部责任;(二)因两方或者两方以上当事人的过错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根据其行为对事故发生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分别承担主要责任、同等责任和次要责任;(三)各方均无导致道路交通事故的过错,属于交通意外事故的,各方均无责任。一方当事人故意造成道路交通事故的,他方无责任。


认定当事人的责任应该依据的是事故发生当时的责任来认定,以事实为依据,才是法律的第一原则和前提。本案中,肇事时张某并未在车内,其所有的过错仅仅是将车停在了路边。而交通事故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需要综合运用物理学等多种自然科学知识,甚至有时还需要委托检验和鉴定。本案中,查明张某的责任,要具体分析路的宽度、车停在路边占用了道路空间比例、停车时间段道路的人流量、停车时间,综合所有的因素来考量。张某的车辆如果是停在了路边的人行道上面,或者仅仅是有小部分车身(如车头或者后视镜)在行驶路道上,根本不足以妨碍正常通行,或者说对正常的通行妨碍很小,那么就要同时来分析刘某在事故中的责任。《事故认定书》认定:刘某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的机动车在道路行使,未戴安全头盔,是该事故的另一原因。值得注意的是,违反交通运输法规的行政违法行为,并不完全属于交通肇事罪的实行行为。例如刘某的未带安全头盔的行为,这个行为不可能存在造成重大交通事故的危险,因此,它根本不是交通肇事罪的实行行为,所以在认定交通事故责任时就不能予以考虑,只能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进行行政处罚。而刘某的责任,虽然已经查明属于无证驾驶,但是需更进一步调查,刘某是根本就不会驾车还是驾车熟练仅仅没有证件、主动撞击静态车辆是否存在醉酒驾驶、撞击动机是否为自杀或毁坏财物、当场毙命是否存在超速驾驶、是否存在逆行等因素,如果经过查证后,刘某在事故中的责任也很小,那么刘某、张某就应当属于同等责任。如果刘某在事故中责任较大,那么张某就应当属于次要责任。个人认为,无证驾驶、主动撞击静态车辆,即使没有其他更严重的情节,按照一般人的思维判断,至少也应当认定刘某为主要责任。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二条: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对方当事人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责任。依此规定,只要当事人一方逃逸的,原则上就可以推定其对交通事故负全部责任。但是此规定适用的前提是无法查明案件事故责任,没有证据证明对方当事人有过错。不容质疑,将逃逸推定为事故全部责任有助于提高司法效率,其立法目的也是为了保护现场、明确责任,从而保障受害人。但是,司法效率的提高不能以牺牲正义为代价。正义是法律的最高价值,国家机关的生效文书更是不能在没有查清基本事实的情况下,依据过错推定而随意认定对错,划定是非。明显的、严重的不公的《事故认定书》,本质上是颠倒了正义与效率的关系。


(二)事故责任和刑事责任不同,即使张某被《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为事故主要责任,法院也不能轻率地依据其他部门的责任认定来直接作为刑事责任认定的基础。


行政法律责任,是行政法主体因为侵犯行政法权利或者不履行行政法义务而承担的强制性后果。过错原则是行政法律责任的基本归责原则,无过错责任是补充性的归责原则。实践中,行为若不符合某种行为标准意味着对义务的违反,即可推定过错的存在。《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的事故责任属于行政责任,并非犯罪构成的刑事责任。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是就技术性问题进行客观和科学的分析单纯的事实判断,而是既要对交通事故的形成进行因果关系的分析,也要对当事人的过错进行判断。换言之,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在确认因果关系的基础上进行法律判断,兼有事实判断与法律判断的双重属性。而刑事责任则完全不同,其是因为实施犯罪行为而对犯罪人施加非难的可能性,表明了国家对犯罪行为的否定性评价和对犯罪人的谴责,刑罚目的是为了实现正义和预防犯罪。因此,刑事责任往往排斥结果责任。可见,行政法律责任与刑事责任存在着本质的不同,各自有不同的归责原则,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法律属性应当属于行政法律判断,而非刑事法律判断。将交通事故责任作为认定交通肇事罪的成立条件,实际上是以行政法律评价代替刑法评价,使刑事责任取决于行政责任,混淆了行政法律责任与刑事责任之间的界限。


一般情况下,交管部门的责任认定,基本上只是说明发生交通事故的客观原因,而不是认定当事人是否存在法律上的“责任”。但是,刑事司法机关在认定刑事责任时,往往是直接以交管部门的事故认定为依据,并没有独立分析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交通肇事罪虽然是过失犯罪,但是过失犯罪也有实行行为,死亡后的逃逸行为绝对不可能成为交通肇事罪的实行行为。


二、张某的行为不符合交通肇事罪的犯罪构成要件


刑法一百三十三条规定:交通肇事罪是在交通运输活动中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交通肇事罪的客观方面分别由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发生重大交通事故、重大交通事故与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发生在交通运输的过程中等四个构成要件组成。行为符合犯罪构成是承担刑事责任的法律根据,依据交通肇事罪的犯罪构成来认定犯罪的成立是刑事责任的本质要求。


(一)张某不具有刑法意义上的过失


现代刑法是责任主义刑法,没有罪过就没有刑事责任。如果出于绝对功利主义的考虑,即使在行为人对犯罪构成要件不具有任何过错时,也追究其刑事责任。这种刑事责任的实质是对人即使没有理性判断和选择自由的行为也予以责难、谴责和否定评价,而刑事责任区别于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一个重要特点就在于它体现国家和社会对行为强烈的伦理责难。


在本案中,张某的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主要有两个,一是路边停车,二是逃逸。在张某逃逸之前,刘某的死亡行为已经发生,逃逸行为不可能成为死亡结果的原因。而在路边停车不可能导致刘某死亡。刘某纵然有过失,也不能认定为刑法上的过失。禁止路边停车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因路边停车阻碍交通而导致交通事故。张某虽然路边停车,但并没有充足证据证明该车妨碍通行,而是由于被害人无证驾驶主动碰撞造成了交通事故,虽然客观上停车可能“妨碍其他车辆通行”,也造成了死亡结果。但是,张某根本不能预见路边停车有安全隐患,不能预见自己停车的行为可能造成交通事故,因而不具有刑法上的过失。倘若因为张某负有道路交通安全法的主要责任,而认定其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则违反了我国刑法所采取的责任主义原则。路边停车和事后逃逸是不具有刑法意义的违章行为,司法机关将一切违章行为都认定为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行为很明显是错误的。


法律不能强人所难。只有当一个人具有刑法上的主观过失时,才能对行为人进行谴责。如果不具有主观过失,也就不能对行为人的违法行为进行谴责与非难。试想,如果车停在停车位里面,而刘某直接撞上。那么张某事后发现自己的车被撞坏,是否有权利将自己的车开走?如果径直开走,是否会构成交通肇事罪逃逸?或者张某发现了车被撞后,一个人悄悄走了,并没有将车开走,是否构成交通肇事逃逸罪?将车开走可能会被认定为逃逸,但是不应当被刑法责难。


(二)张某的逃逸行为和刘某的死亡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交通肇事罪的实行行为是交通肇事违法性的主要体现,在交通肇事罪认定中居于中心的地位,而因果关系是对所造成的交通事故进行客观归责的基础。交通肇事罪的认定不允许撇开实行行为与因果关系的判断。


《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虽然将交通事故责任规定为认定交通肇事罪的成立条件,但是并没有阻断交通肇事罪的实行行为和因果关系的联系。因为,司法机关可以依据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所确定的被告人的责任及其程度,但是并不能简单草率地运用交管部门作出的《事故认定书》。而是应当参考《事故认定书》中认定的案发时的事故事实,独立分析行为人在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是否有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以及重大交通事故与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等,分析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三、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张某停车行为不宜进行刑事处罚


“严而不厉”是刑法结构的理想模式。“严而不厉”的基本要求是周延法益要求,严密刑事法网,严格刑事责任,绝对不等于泛刑法主义,绝不意味着国家在刑事立法政策上可以任意扩张刑法干预的范围,把不该刑罚处罚、不值得刑罚处罚、无效甚至有害的不法行为全部犯罪化。当一个行为人的行为违反法律,司法人员在决定进行刑事制裁时,应当渐次考虑道德规范体系、民商法体系、行政法体系后,再考虑刑法体系对该行为调整的必要性。如果该行为能为道德规范、民商法、行政法所调整,就不应当进入刑法的干预范围。刑法作为规范行为的最后一道屏障,必然是穷尽了道德规范、民商法、行政法等所有方法后才可以使用的制裁手段,必须严格进行刑法干预的正当性、谦抑性考虑。一个审慎的司法人员在面临是否需要将特定行为犯罪化时,应该首先扪心自问是否还存在其他可行的控制方法,是否违背了社会大众的期待可能性。行为人没有任何犯罪的主观动机,也没有实施犯罪的行为,其违法行为造成的损失可能被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但是绝对不应当被刑法定罪量刑。


让百姓在每一个判决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司法人员更应该利用手中的权柄让个案判决发挥司法裁判的社会价值导向作用,电梯劝阻吸烟猝死案就改变了滥用“公平原则”息事宁人的审案方式,极大引导弘扬了“好人不该受伤”的社会正能量。而无罪判决无罪,则更能让人安心。


或许您还想看

【律师视点】杨馥瑜:停车不当,被判入刑(一)| 裁判思路


杨馥瑜,北京德和衡(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争议解决团队成员,2011年至今在律师事务所从业7年,办理各类刑事案件、民事纠纷案件,积累了丰富的诉讼实践经验,成功办理郑某某故意伤害案(缓刑)、付某故意毁坏财物案(撤销行政处罚)等经典案件。


■ 联系方式

手机: 15625275277

邮箱: yangfuyu@deheng.com

Copyright@2016    版权所有    德衡商法网    免费服务监督热线:    800-8600-880    400-1191-080

ICP备案号:鲁ICP备05011736号    网站统计